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阶段，在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塑造上也是重要的历史时期。 关于“大一统”的内涵，学界已有一定关注，如葛志毅认为“大一统”的本义是“尊王”以彰显政治一统。①一些学者在考察“大一统”思想时，已经关注并提出“大一统”内涵在宋代发生的转变。晁天义认为，“大一统”本义是“推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而“从元代开始，知识阶层当中就已出现将‘大一统’理解为‘大规模统一’的现象”②。陈跃指出，辽宋夏金元时期，“华”弱“夷”强，各方对“大一统”在内涵上更强调“合九州居正统”。③成一农指出宋代之后的“大一统”强调政治上的“一天下”，“以及由此带来的‘正朔’(历法)和度量衡等方面的‘一统’”。④王向民、陈立业指出，10～13世纪是“大一统”思想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阶段，是清代大一统思想形成的基础。⑤在有关“大一统”思想、宋代正统论的讨论中，也对此有一些关注，如饶宗颐、江湄等学者对此均有所论述⑥。关于这一时期“大一统”内涵的其他研究成果参见文中注释。 本文希望阐明在这一时期，“大一统”内涵发生的对政治疆域统一的高度关注，结合宋代“大一统”内涵下的“大一统”理想与实践，更深刻地理解与认识中华民族突出的统一性。 一 从“一统”到“天下一统” “大一统”的含义，在中国古代至少出现了“推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和“大规模统一”两种含义。理解和认识这两种含义，需要首先区分“一统”的含义。“一统”一词在历史上，可以辨明的较为突出的含义有两个，分别是相对“三统”说中“三统”而言的“一个时间统绪”和“统而归于一”。 “一统”意为“一个时间统绪”是“大一统”一词中“一统”的最初含义。《春秋公羊传》(以下简称《公羊传》)以“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⑦解释经书“元年，春，王正月”。⑧通过推崇一个时间开端的统绪，尊崇周王权威，彰显统治。此时的“一统”是基于“三统循环”的历史认识形成的。“三统”，通俗地说就是新政权建立之后，容许此前两个政权的继承者、统绪和历法继续存在，即同时存在三套不同的继承者、统绪和历法。“大一统”则是在三个并存的继承者、统绪和历法中，以新政权为尊。清人刘逢禄认为“通三统为一统”⑨即此意。晁天义指出“通三统”是“大一统”的前提，只有在承认三统的前提下凸显一统的地位，才能增强其权威性。⑩“三统”说的存在是以分封制为基础的，随着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的出现和分封制的逐渐瓦解，基于“三统”说的“大一统”含义必然发生转变。 “一统”意为“统而归于一”，是以新政权为尊的尊王之义与政治统治结合的结果。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李斯上奏，认为已经“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1)这是在疆域一统、君主独尊基础上的统治疆域内政治治理上的归而为一。迨至汉代，董仲舒进一步突出“大一统”内涵中的思想统一与政治治理属性。他认为“大一统”是解决“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和“法制数变”情况的方法，(12)以“大一统”表明思想、文化、政治多方面一统的广泛的一统。何休解释《公羊传》中“大一统”之义时，认为“大一统”的最终具体表现为君王在统一时间统绪后“布政施教于天下”。(13)自汉代起，较长一段时间内，“一统”的内涵并无较大变化，仅是在侧重上存在些许不同，如司马迁以“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14)强调天子统治下的归于一；汉武帝以“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15)叹“归于一”的统治下国土疆域仍有不足；唐皇朝在册封皇太子诏书中认为立皇太子有利于“大一统而贞万邦也”，(16)以此彰明伦常统纪，安定民心、稳固疆域。这些论述都仍以尊王之义作为“一统”的核心要义，并没有脱离董仲舒、何休提出的“一统”的内涵。 随着分封制的瓦解和“三统说”作为时间统绪的终结，“大一统”逐渐摒弃最初“推崇一个时间统绪”的含义，成为“深刻且广泛的统而归于一”，其间政治疆域的概念也日渐凸显。唐代起，“一统”就越来越多地与“天下”“四海”这样的地域概念连用。甚至在唐修《隋书》中，所有“一统”都被加上了“天下”“四海”的地域限定。其中，仅“志”的部分，即出现“天下一统”4次，“四海一统”1次。(17)这些论述或表明疆域广泛，或表明疆域完整，集中体现了唐代对疆域范围的关注。 迨至宋朝，疆域仅为旧有“天下”“四海”中的一部分，“一统”的含义进一步发展，“一统”中的疆域成为可经过阐释变更的概念。在宋太祖时，“一统”中的疆域与唐末时的疆域相近。宋太祖开宝九年(976)春二月，赵匡胤已经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且先后平定了荆南、后蜀、南汉和南唐，群臣曾奉表请宋太祖加尊号“一统太平”，宋太祖以“燕、晋未复”，不能称作“一统太平”，拒绝这一建议。(18)这时的“一统”是包含燕云地区、与传统“天下”认识接近的“一统”。 二 宋朝的困境与“大一统”内涵中政治疆域概念的凸显 宋朝对“天下一统”疆域概念的重新界定，缘于其立国之初便长期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的现实形势，以及构建政权合法性的内在需求。北宋初年延续了五代十国的基本版图，北方疆域因失去燕云十六州这一战略屏障，始终面临辽军南侵的威胁。经过高梁河之战(979)、岐沟关之战(986)等大小战役，至真宗朝与辽签订澶渊之盟(1005)。此后，直至北宋末年，宋与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西北边疆的局势也发生了演变。宝元元年(1038)，原先常念“此宋恩也，不可负”(19)的党项人叛宋自立，元昊称帝，国号大夏，并于次年呈表，论证其统治合法性至宋廷，要求宋朝予以承认。而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至仁宗庆历二年(1042)的三年间，宋朝接连三次对西夏用兵，都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签订的和约中，宋廷仍以尊者自居，通过“赐”“纳”大量财物给西夏换取边境和平，希冀能维持传统朝贡体系下的天下，但事实是“天下缩小成中国”(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