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当现象学平实而壮往地上升之时，却遭遇到历史主义①的挑战。据伽达默尔说，他年轻时的哲学研究“就处在这种挑战之中”。挑战的本质意义在于，“面对历史意识的升起，我们怎样还可能要求一部哲学思想著作的真理有效性？”[1]86或者说，“在历史的流变中，如何能够构想出某种有如永恒的哲学真理这样的东西？”[2]47显而易见，历史主义的出现，意味着对古希腊哲人所开创的永恒哲学及真理观的挑战，意味着哲学是否还可以依照脱离历史的传统思维方式去建构，意味着真理是否可以建基于时间性的流变之上。因此，历史主义意味着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大变革。 列奥·斯特劳斯曾说，直到19世纪早期，西方世界出现过各种学派，唯独没有出现历史学派[3]32。面对历史主义这个新鲜事物，古老的永恒哲学是否会转而“基于历史意识”[4]161，未免让西方的思想家们忧虑。然而，这种直到19世纪才在西方出现的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的严重对立，在我国先秦时期便已出现，且贯穿于古代学术的全过程。其标识性的口号，便是“六经皆史”②。 一、老庄的形而上学真理观 在“六经皆史”中，存在两个维度：一为“经”，一为“史”。与前者对应的语词概念，有“道”“存在”“形而上”“空言”“义”“理”“所以迹”“法律”“立法者”“《素》《难》”“药方”等；与后者对应的语词概念，则有“器”“存在者”“形而下”“行事”“事”“用”“迹”“断例”“行法者”“药案”“治疾”等。古人在不同语境下使用这些词语，但言异意同，意涵一致。“经”意味着永恒、真理、不变，“史”则意味着短暂、时间、变化。作为一个二元架构，“六经皆史”以命题形式表达了上述两组概念的关系，从而直接关涉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涉及历史学在这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反映中国人看待世界与事物的根本方式，显示中国古人在思考“永恒”与“流变”、“存在”与“时间”以及形而上学与历史意识之间关系时的义理抉发。质言之，反映中国古人的真理观。一部中国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学史、史学史乃至古典阐释学史，均围绕上述两组关系而展开。 在古代中国，“经”一向意指“存在”“永恒”与“真理”。《文心雕龙·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所谓“恒久”，就是穿越时空，永久不变。从这种永恒的真理观出发，形而上学的价值系统与知识门类得以确立，从而使得“史”处于“存在者”的次要位置，只能与“时间”“流变”相匹配。在四部分类中，“经”居首，“史”随其后。《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为序，“史传”只居十六位。这种以“存在”统领“存在者”的知识结构与价值结构，深深蕴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以致明人杨慎《临江仙》慨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不仅道出时间的短暂、流变的无情，更蕴含着对真理本性的追问。 六经皆史命题的缘起，即源于一场真理观的辩论。据《庄子·天运》，孔子询问老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答：“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5]243在这段著名对话中，庄子借老子之口，直指孔子不明真理的永恒属性，因而不明“永恒”与“流变”的关系，故而采取了揭示真理的低级方式，将真理的有效性建基在了历史意识之上。借维柯的话说，孔子只具备塔西佗的普通智慧，尚不具备柏拉图的深奥智慧[3]71。 历史意识之所以无法达到阐明真理的有效性，就在于只看到“迹”，未见到“所以迹”。“迹”的性质短暂而易变，《庄子》称其为“已陈刍狗”，而非“不渝”之道。孔子以此去进说君王，无异于“推舟于陆”，不仅劳而少功，且身必有殃。清儒方东树说：“事是迹，理是事之所分是非得失处。”[6]72以此言之，在道家眼里，孔子尚未明理。《老子·二十一章》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又曰：“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表明观察事物、阐明真理，须从“自今及古”均可适用的永恒大道出发，如此才能“知众甫之状”。 显然，在老庄的论述中，包含这样的原则，即“历史问题在历史自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历史事件自身不包含丝毫关于一种全面的、终极的意义的指示。历史没有终极的事件。从历史自身出发解决历史问题，过去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这就如同歌德所说：“即使你能够解释和研究透彻一切原始资料，你能发现什么呢？无非是一个早就被人发现了的、不再需要试图证实的伟大真理，即：在一切时代里，在一切国家中，情况都是糟糕透顶。”[7]236因此，在老庄笔下，即使三皇之智，也不仅无耻，而且可耻。 这预示着，道家认为真理是先天先验的永恒静止存在，只能发现，不能生成。从这种终极决定论出发，因而否定历史的真理有效性。但是，在“知众甫之状”的范围内，老庄也承认历史的认识作用。所以，老子并未完全否定先王之道、周召之迹，承认它在乱世会发挥一定的真理认知作用。只是在治世，它一无所用。亚里士多德说，在最好的国家，“到处都是一样的”[8]463。《老子·十八章》谓：“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这说明治世是大道未废的社会，只有乱世才能显出“先王之道”“周召之迹”的启示作用。总之，“陈迹”不具备终极的真理性；以之进君，自然“一君无所取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