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与描述的张力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炳钧,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
外国文学

内容提要:

氛围之所以构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因为这一现象体现了人与生存环境,或者说主客体当下共在的特点。以这一基本特点为出发点,本文尝试结合当下对氛围问题的讨论,从氛围概念的梳理入手,考察现代德语文学中的氛围表现及其理论观察的转换机制。论文以18世纪以来的具体文本为例,考察氛围现象与历史文化语境和科学发展的关联,探讨不同氛围表现方式及其作用。氛围现象的核心特点不仅为超越主客二分法提供了重要启发,同时也展现出体验与描述、认识之间难以摆脱的困境。


期刊代号:J4
分类名称: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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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氛围(atmosphere)越来越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其动因源自人对自然、对世界、对自我理解的变化;源自人在生活世界中情感、感知、体验(experience)的变化。60年代末期以解构主义为标志的对以理性为核心的无所不能的主体的质疑,80年代以来对历史哲学、现代化后果进行反思的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随之产生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以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对物质性的重视,不仅动摇了作为认识论基础的主客二元关系,同时也导致了对人与生存世界关系的反思与重新思考。90代以来德国思想界以施密茨(Hermann Schmitz)为代表的新现象学、波默(Gernot Böhme)提倡的新美学、希尔(Matin Seel)主张的自然美学的兴起,尽管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把关注点放在了超越主客二分的人与生存环境的交互依赖关系的追问上,而氛围是最能表现这一问题所在的关键现象。

  “氛围”“气氛”是比较难清晰界定的概念,无论我们尝试从较为侧重“客体”的德语词Atmosphäre,还是从较为倾向“主体感受”的Stimmung角度出发,都存在着一种难以划界的困难。作为天象或气象概念,源自古希腊语的atmós(大气层)本身就是一个含有难以测量性质的概念,它所指的是一种没有静态实物承载、边界模糊的现象。而从音乐领域的德语动词stimmen(调音)派生出的Stimmung所指涉的是主体与生存环境关系的协调,更凸显了主客体的交融关系。因此,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用这种人与生存世界的gestimmt-sein的协调关系来阐释人的存在与世界的状况,把其称为存在得以展开的原初基本状态(179)。所谓原初是因为这种关系先于反思、先于具有意向性的感知、先于有目的的行为活动而存在。我们暂且可以把氛围理解为一种没有静态实物承载的现象,它既不是脱离人的身体在场的感受的客观存在,也不是纯粹源自感知主体的主观投射,而是一种依赖于空间环境与感受主体共同存在的现象,这种共同存在的当下性便是氛围现象的核心特点。心身医学家余克斯库尔(Thure von Uexküll)也从生物学的角度印证了在“婴儿早期生理机能的局部功能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比如“脸颊与床单的关系”构成了“体验的中心”,被作为“氛围而体验”;“在这种氛围中,还没有出现‘自我’与‘他者’的分离对立”(157)。而正是这种依赖于主客当下共在(present coexistence)的现象在体验与描述(description)之间留下了难以弥合的裂缝,使这一裂缝成为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氛围研究的关注焦点和争论不休的话题。

  从历史维度来看,对氛围现象的关注可以看作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转型的伴生现象,是对逐渐形成的主客二元机械世界观的反应。作为德语概念出现于17世纪、并在18世纪达到高峰的“氛围”,其历史语境是启蒙运动的进程所带来的重大变革。理性主义的兴起导致了拟人化上帝构想的退位,泛神论、自然神论的上帝构想取而代之。自然不仅被理解为征服、研究的对象,同时也被视为蕴藏神性的空间,主体寻找精神支柱、投射情感的场域。虔诚主义的宗教实践加剧了个体对心灵活动的自我审视,导致内心世界的情感积压,由此而生发的情感的外化、表达的欲望便构成了以感伤主义为标志的心灵同仁间的交往基础,成为建构超越等级制度的共同体的乌托邦的重要推动力。与之相适应的交往方式不仅表现为启蒙运动以来的阅读与沙龙社团,而且充分利用了书信媒介以及随着文字化进程,特别是印刷文化而不断增长的文学生产,戏剧、诗歌,特别是处于发展中的小说成为个体情感表达与交流的重要通道。

  作为感伤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于1759年发表了题为《严肃的快乐乡村生活颂》(“Eine Ode über die ernsthaften Vergnügungen des Landlebens”)的颂歌。他对乡村生活的赞颂以城市与乡村的割裂为前提,因为代表宫廷政治中心的城市阻隔了感受自然、在自然中感受神的存在的可能;而相较于对这种感受构成束缚的压抑的城市空间,在乡间,无论是树叶还是森林,一切都体现着神的存在,广袤的自然为体验者提供了自我升华的可能。他写道:

  我以为,谁不经常融入乡村生活的最高乐趣,谁就不应炫耀自己了解乡村生活的乐趣,我的意思是,谁面对自然——无论是在小小的叶片中,还是在广阔的区域——,看到它的美时,谁通过这种景象而没有时常对缔造了这一切,甚至更多的他做出思考,谁就没有得到升华。当平静而比所有那些此阶段都更美的灵魂朝着无限仁慈的造物之父之时,阴影才真正凉爽,森林才青翠,空气才清爽,月夜才真正宁静。(170)

  1798年这篇短文被改写为著名的长诗《春天的庆典》(“Die Frühlingsfeyer”)。在这一版本中,不仅其核心思想得到了丰富与扩展,而且有关天象与感受的关联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我们此前提到的更多侧重于指涉天象的Atmosphäre和更多强调人与生存环境关系的Stimmung融为一体,从宏观的星系、海洋到微观的水滴、昆虫都成为诗歌表现的现象,它们通过空气、风雨、云雾、闪电、雷鸣以及飞舞、旋转、呼啸等表示动态的意象,预示着上帝的走近,而无论是宇宙现象还是微观世界的生命都出自上帝之手。这里表现出的无疑是诗歌的泛神论思想。诗人特别关注的不是宏观的“世界的大洋”,而是“桶边的水滴”,因为水滴与星球同为上帝的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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