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文学译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持续时间长、影响十分深远的一项文学活动。从俄苏文学译介的角度对《新青年》“思想启蒙”群体早期的文学活动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早期俄苏文学译介的阶段性特点或个体特色，前者如平保兴《五四译坛与俄罗斯文学》及赵明《历史的文学与文学的历史：五四文学传统与俄罗斯文学》等，后者则涉及对鲁迅、胡愈之、耿济之等“五四”俄苏文学翻译名家的研究。而从群体角度切入，关注“思想启蒙”群体的俄苏文学译介问题，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该群体早期的文艺思想，还对探问其此后文艺思想发展趋向有溯源的作用。 一、人本主义译介观的趋同与分歧 俄苏文学译介的发生，是先行者迫于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在寻求现代民族国家道路的过程中，“别取新声于异邦”的结果。但文艺观念的差异，以及总体历史使命下不同阶段具体任务的不同，译介俄苏文学的动机存在差异。“五四”前后，以胡适、周作人及鲁迅为代表的《新青年》群体，往往超越现实功利(包括政治功利与商业功利)，其译介俄苏文学，更多地是人道主义思想影响下对心目中“理想国”追求的结果，属于译介者自觉的选择，具有个体性与自主性。这与此后俄苏文学译介较多地受制于政党或图书市场等外在驱动力不同，也与同一时期研究系译介俄苏文学是基于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同相异，甚至有别于《新青年》阵营内“谈政治”的群体[1](P.325)因为追求社会主义而关注俄苏文学。 “五四”时期，鲁迅是基于何种动机译介俄苏文学的？这须从“人国”概念说起。鲁迅早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提出“人国”概念。相对“沙聚之邦”而言的“人国”，是鲁迅想象中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度。建立这样的“人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旋律，具有现实迫切性。但在如何实现“人国”理想这一点上，新阵营中又存在差异。鲁迅提出，这需要国人的觉醒，乃至需要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尼采式的超人。因此，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以呼唤“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如拜伦、莱蒙托夫那样的摩罗诗人。这样的译介动机，体现了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与鲁迅后来重在介绍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目标有所不同。而“俄之无声，激响在焉……果有鄂戈理(N.Gogol)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顾瞻人间，新声争起，无不以殊特雄丽之言，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2](P.72)因此，“新声争起”的俄国尤为鲁迅所喜爱。 “五四”前后，鲁迅坚持“人国”理想，但又说：“中国也仿佛很有许多人觉悟了。我却依然恐怖，生怕是旧式的觉悟，将来仍然免不了落后。”[3](P.210)他的《呐喊》《彷徨》是“要画出这样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4](P.84)，并提出了有名的“铁屋子”[4](P.441)概念。反映在翻译领域，鲁迅则希望通过译介以唤起国人。比如，鲁迅之所以推崇俄国世界语作家爱罗先珂，不仅是因为一定程度上认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因为他的作品“虽略露骨，但似尚佳”[5](P.414)，且“因为陈义较浅，其于硬眼或较有益乎。”[5](P.416)也就是说，鲁迅选择译介爱罗先珂的作品，是因其较为浅显易懂，对接受力有限的读者来说更易理解，有助于实现“立人”理想。“立人”的目的是为了建立鲁迅向往的“人国”。后来，“人国”在鲁迅所提出的“黄金世界”中有延续。但前者为鲁迅所肯定，后者为鲁迅所批判。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他写道： 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的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6](P.30) 据鲁迅所言，所谓“黄金世界”是指需付出惨重代价且难以实现的乌托邦。为了打破理想的虚妄，鲁迅便以“黄金世界”命名并加以批判。并说还不如不唤醒众人，由此可见鲁迅对“人国”理想的怀疑与悲观。从对拜伦式“恶魔”的呼唤到对“天才”的讽刺，从提出“人国”理想的青春期，到打破“黄金世界”虚幻的“五四”后期，可见鲁迅已更切近现实，意识到理想实现的艰难。但他仍希望借助异域思想鼓动退下阵来的战士：“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经厌听了……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7](P.162)鲁迅希望借助译介俄国作家作品，以造就培养“天才”的土壤。又可理解为鲁迅已意识到“天才”的产生需要“民众”的土壤，预示了鲁迅从早期的“个人主义”立场开始向此后“普罗大众”立场的转变，也似乎预示着他后来与早期同盟者的分道扬镳。 周作人一开始就以雄健的姿态显示出对俄苏文学译介的热情，但1924年后，几乎再难发现其有相关译作发表①。周作人对俄苏文学的译介从“五四”早期的井喷之势到“五四”后期的零落乃至最后封笔，应不是偶然现象，这可以从他的文艺观中找到答案。 早在留日前后，中国积弱积贫的现实就激励着少年周作人。同时，作为大哥的鲁迅在周作人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诚如钱理群先生分析所言：“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时期形成了以‘立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保持着总体的一致性……”[8](P.253)如周作人曾撰《哀侠》：“游侠之不幸，拟宁国家之幸也耶。”[9](P.182)文中对豪侠勇猛的游侠赞叹不已，何尝不是对个性反抗精神的肯定与呼唤？周作人自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国民之自觉》中也谈到希望借助“先觉者”以“破此寂寂”[9](P.249)。显示出与鲁迅相同的“立人”观。但周作人在肯定“先觉者”反抗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对大众能力的不信任：“叫现在中国的商民，自己去求积极的和平？他们懂得么？他们敢么？”[10](P.425)其后创作的新诗《小河》更是被认为对群众力量的恐惧。因此，周作人与鲁迅虽然都是肯定反抗的强力，但对民众的不同态度又意味着周作人与鲁迅不同的思想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