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缪斯与异质的共同体

作  者:
王琦 

作者简介:
王琦,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昊灏,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大连 116081)。

原文出处:
浙江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在存在论的视域中,技术逐渐从人类的生活世界中凸显,并在成为“具体技术物”后,获得了区别于人的存在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亦属于这一谱系。通过降维信息和复杂数据中的生成性与对抗性活动,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步构建了其独特的存在论领域,并在现代文艺创作中,与人类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发生了深层的交织。然而,激进的超人类主义者与保守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分别从不同角度,错置了人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之间的存在论基础,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存在的“失所”:一是人类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海洋中陷入无根基状态,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造在现有人类世界中丧失意义。为解决此问题,必须承认人类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存在论视域中的绝对差异性,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探索一条由差异性铺设的异质的共同体道路,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人类与技术在文艺创作中的协同生成过程。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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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九位缪斯女神各司其职,她们分别司管着人类的诗歌、音乐、历史、舞蹈等不同艺术门类。若摒弃神话色彩,缪斯之名所象征的,乃是人类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仿佛神灵凭附般的“精神律动”——他们的存在受到震撼,由此激发出在行动中进行诗意创造的渴望,并试图将这一迷狂般的状态传达给他人。在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缪斯》一书中,他探讨了艺术的多元性本质,其核心问题正是从古希腊多位缪斯女神出发,提出一个关键性的发问:“为什么艺术有多种形式,而不是只有一种?”(Nancy,1996,p.1)

  然而,随着现今社会发展中人工智能身影的愈发凸显,这一问题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缪斯的灵光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的惊人发展,似乎并不仅仅照耀在人类身上。2022年8月,杰森·艾伦(Jason Allen)创作的名为《太空歌剧院》(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的作品赢得了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美术竞赛的一等奖。这幅作品通过人工智能绘画软件Midjourney绘制并经过适度润色而成。仅仅在三个月后,具有优秀人机对话能力的ChatGPT横空出世,它的出现意味着机器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应对人类的自然语言,甚至具备与人类相似的交流能力。2024年12月,OpenAI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视频生成模型Sora,这一在名称上蕴含着天空、自由和无限创造力的软件,意味着跨文本、图片、视频等多模态生成技术的持续进步与日益成熟。2025年8月发布的ChatGPT-5在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多模态推理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加速向“通用智能”阶段演进。

  我们逐渐意识到,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缪斯女神已经将其化身悄然散布到由神经网络、数据海洋和算力逻辑构筑的数字世界,并在算法与数据的深层领域中播撒灵感之种。与此同时,文艺创作的主体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创作不再是单一主体或个体灵感的产物,而成为人类感知与技术生成这两重异质要素所构成的复合节点。这意味着,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南希对缪斯的多元性的发问正在面临着存在论维度上的根本转变: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缪斯的多元性,使得存在论维度中的创作主体结构发生了异质化转型。当下的文艺创作者,乃是人、技术与媒介共同参与、协同生成的复合性整体。缪斯也不仅仅栖居在天才的身体之中,而是遍布于人类与机器、实体与虚拟之间,她既在我们体内,也在机器深处。

  本文试图在这一转型背景中,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介入文艺创作所引发的存在论变化: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特殊的缪斯的多元性中,我们应如何理解创作?“谁”在创作?人类与技术的协同是否昭示着一种新的共同体形式?这种共同体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又是什么?本文从存在论出发,依次展开对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论“差异”与“交织”的分析,进而讨论其所引发的存在“失所”危机与“共生”的可能性,最终尝试勾勒出一种人机异质共构的文艺创作共同体图景。

  二、存在的“差异”:存在论语境中的“人—技”关系

  缪斯的多元性迫使我们追问:当创作的灵感不再专属于人类,要如何理解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所进行的文艺创作?为此,我们必须从存在论的角度对人类和技术在文艺创作中的存在维度上的差异进行分析,才能获得审视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协同创作图景的理论前提。

  (一)人类创作的存在论基础

  海德格尔在提及人类的存在状态时,就表达了在存在论上的人类与动物、无机物的根本性差异。在他看来,人有着与动物、无机物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区分源自“此在”(Dasein)所始终具有的双重性。此在并不仅仅只行走于存在者的世界内,他还始终对一个生生不息的动态敞开域有所领会和把握,并通过某种“情绪状态”(Gestimmtsein)领会到此在与存在者的整体关联。具体表现为,人类最本己的“苦痛”或“体验”就是对死亡之“畏”。在“畏”中,此在与存在者整体脱落,处于茫然无依状态。但是,“畏”同样激发的,是人类必须超脱存在者之有限的整体,进而从此前被存在者包围着和簇拥着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于是,人类的独特性就在“存在和存在者之间往复循环的、柔和的差异化发生”中得到了特殊的规定。(张振华,2016,第10页)

  进一步来说,人类并非仅凭单纯的被动感知直接存在于世界之中。一旦他试图开始让自己走出遮蔽,在“畏”所启示的“无”中筹划自己本己的“实存”,那么技术就必然在此关联于最为本己性的存在状态。这样的技术在海德格尔看来乃是希腊意义上与艺术合一的“技艺”(τέχνη),它并不是为了制造出某个存在者,而是为了存在者之解蔽。(海德格尔,2004,第46页)具体来说,技艺通过完成性的划界“使某物进入在场而出现。它们把某物释放到在场之中,并因而使之起动”。(海德格尔,2018,第11页)在其中,一个在自然中处于遮蔽状态的动态敞开域被取出,并保存于技艺所制造的“世界”与“大地”的永恒冲突里。作为“大地”的质料在世界中拒绝被把握为存在者。真正的文艺创作,便是如此这般把存在者的敞开性保存起来。在作品中,无机的岩石此时呈现为承载和持守,并因而成为岩石;声音表现为朗朗可听的状态,并因而成为声音;颜料表现为熠熠闪光的状态,并因而成为颜料。自然中的岩石本身、声音本身、颜料本身都在人类独有的存在世界中得到安放,人类也得以在这样的文艺作品所照面的事物中安顿历史性的发生,并“建立”(aufstellen)起一个有着我们关联行止的栖居“世界”。可以发现的是,在海德格尔勾勒的人类的存在世界中,无机的石头在自然中始终处于被遮蔽状态而并不向人显现其自身,它唯有通过人类的技艺才能在帕特农神庙的阒然无声中显现出自身之坚韧,创造神庙之工具也只有在人的“上手状态”(Zuhandenheit)中才能实现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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