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顾况主要创作时期在大历、贞元间。正如严羽称其“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风骨处”(严羽 696)，顾况的诗学思想及实践，构成盛中唐诗歌思想及风调转换的重要一环。 关于顾况诗歌既有研究，目前在生平经历考证，诗歌与绘画、佛教之关系及其诙谐清狂的诗歌风貌诸方面皆已有所推进；①虽然已有部分研究关注顾况明确的“风雅”文学主张及其与元结等《箧中集》诗人在创作中共同实现对古调的奇变等创作特色、顾况与天宝大历诗坛复古思潮的联系②，对顾况在盛中唐之际的文学风貌承前启后的意义等方面有一定关注，但主要仍从诗歌意象入手，基本围绕其想象奇特、通俗流畅的诗歌风貌展开，尚未对顾况复古创作观念进行专门研究，而作为其诗学实践的《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与补亡传统之源流演变、拟古作品创作机制等也少见阐发，故本文以此为着眼点，对顾况的诗学思想与诗体创作实践予以考察。 一、顾况的“文”观与“古道声教”诗学理念 顾况被皎然称为“平生好古无俦匹”(彭定求等 9264)，其在诗歌文章的表述中呈现推尊“古道”、崇“声教”的明确观念，并成为诗体革新的认识基础和独特创作风貌的理论依循。 从整体观念来看，对“文”的理解是顾况文学创作的认识前提：首先，通过《文论》《高祖受命造唐赋》等文章的讨论可以见出，他不仅将“文”视为一种创作体裁，更是涵括天地运行之道、家国政教和文学书写的概念，并引用《国语·周语》“孝、敬、忠、信、仁、义、智、勇、教、惠、让，皆文也”、《左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和《论语》“郁郁乎文哉”等，将“文”定义为“法天、理地、象人”的终极轨范，而“文”的重要性则如其所称： 且夫日月丽乎天，草木丽乎地，风雅亦丽于人，是故不可废。(董诰等 6374—6375) 同时，顾况将“理文”视为一种经纬国家的方略，即“理乱由之，君臣则之”，而“文”不仅肇端于“先王建国，始以文经”的统绪，同时也成为品评善政的最高标准：“断自唐虞，洎乎周汉，帝王美称，以文为首。”(5362) 实际上，将“文”之命义推拓于辞章之外的观念，顾况并非首倡。魏文帝《论文》中即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严可均 1098a)；而顾况之前的唐人如李百药以“圣达立言，化成天下”而“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诠释“人文”(李百药 601)，崔元翰亦论“含章垂文”以“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董诰等 5320)等，以上认识皆成为顾况“文”观的近流。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顾况诗学的特点在于不仅将“文”的意涵从个体书写延伸至理乱经世之道，更基于对广义“文”追求将上古三代之诗确立为书写楷式，进而形成明确的拟古创作方法。 首先，在文学史观方面，顾况以“古道”为尚，有“茫茫古道，不见来者”(5368)之忧。所谓“古道”，乃伏羲、黄帝、重华、周公、夫子之文，而不取建安以下诸作，如《文论》指出： 建安、正始，洛下、邺中，吟咏风月，此其所以乱文也。(5375) 从内容上看，顾况推重“古道”而反对建安以下“文”，其本质在于对“吟咏风月”的摒弃，认为历代之世中，舜、尧、禹、汤诸君主堪称“理文”典范，而桀、纣、幽、厉之世“无文”，将文王之代描述为“草木鸟兽皆乐”“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班白不提挈”的安乐升平之世；而考察顾况“古道”之“文”的具体内涵，所称“伏羲之文造书契，黄帝之文垂衣裳，重华之文除四凶、举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木铎徇路”等，其本质实在于重视理乱教化、制礼治世的功用，强调合于“圣人之意”(彭定求等 9975)，具有配天地、鬼神、礼乐而“不失于正”的内在要求。 第二，为配合恢复“古道”的实现，顾况提出“声教”理想，正如其《悲歌》序所称： 情思发动，圣贤所不免也。故师乙陈其宜，延陵审其音，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彩之丽耶？遂作歌以悲之。(2942) 所谓“声教”即以音声为教化之用，本于儒家“古代教民，口耳相传”(刘师培 48b)的行礼宣德模式，首见于《尚书·禹贡》“声教讫于四海”(孔颖达，《尚书正义》322)，《文心雕龙》亦有“先王声教”(刘勰 480)之说。一方面，顾况肯定“情思发动”，衔续《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吟咏情性”(孔颖达，《毛诗正义》563，567)之说；另一方面，他强调审音论声之必要，基于“入其国，观其乐，知其教”“安乐哀思，在乎音响”等审乐知教的认识，指出在唐高祖未受隋皇帝玺绶之时即已有“身灭国替”的预示，最终“谣歌狱讼，已归唐矣”(董诰等 5320)，认为音声紧密关涉国家兴衰，是朝代兴替的直接反映；因此以师乙、延陵等为宗尚，反对仅重视“文彩之丽”，标举声教之经理乱、兴王化的意义。 同时，顾况通过文行合一的“君子之文”将“文”观念落实于人伦日常的行为实践，正如《文论》所言“文行相顾，谓之君子之文”，顾况提出“名之为文，其实行也”的观念，认为“以文求士，十致八九”，将“文”作为士人的衡量准则；而“文”落实于个体书写，则是对“古道声教”的具体实践，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重视“古者采诗，言之无罪，今王泽不竭，斯文未丧，翰墨间作，其谁曰不然”，即著诗为谏的诗人之心；又从惧祸而“不敢言瑕”则国家“春秋暮矣”的角度，强调诤谏为“役文之士”(5367)的必然诉求。其次是以为“雅艳殊致”，将文学创作详细划分为“体”“才”“言”“事”“文”“理”等要素并在风调上尊尚雅正，《乐府》诗强调“国风新正乐”(彭定求等 2957)，要求芟汰不合轨制的音声，使宫廷乐曲符合雅正之标准，也体现出明晰的尊经崇雅倾向。同时，顾况强调其观乐以知教的重心不在于乐调“铿锵”，而在于“立言之大，传称不朽”，强调文辞的重要意义，为其拟古乐府和徒诗体拟歌辞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