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为我国体育学科的建设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伴随《“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全面实施，体育在促进全民健康中的基础性地位日益凸显。《体育强国建设人才规划(2023-2035年)》进一步明确了高层次、复合型体育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与路径；《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则对学科结构优化和专业内涵提升提出新要求，推动包括体育学科在内的高等教育体系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目前，从体育学的学科构成来看，体育学作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涵盖4个二级学科分支，分别为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分支共同构成了体育学的整体框架。该结构在推动学科建设和专业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逐渐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全面适应体育强国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需求。同时，中国体育学科体系建设仍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如基础学科方面中国特色不突出，对体育实践的学理支撑不够，体育学科边界划分不明晰，教材、课程与人才标准建设脱节，学科间耦合创新不足，经典教材方面学科国际话语权式微等[2]。面对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特征和要求，全面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科，促进体育学科人才培养。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加快构建、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成为知识创新重大趋势的背景下，学科分类体系与知识生产模式正面临深刻变革，亟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双一流”建设，积极培育新兴交叉学科门类，旨在突破传统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体系向着更加契合科技创新规律、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体育科学因其深度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工程技术的独特属性，日益呈现出跨学科、综合化和应用导向的鲜明特征。然而，现行学科管理制度仍多将体育学划归教育学门类之下，难以充分反映其多维交叉、协同创新的学科实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服务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重大战略的潜能释放。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科并促进其整体发展，有利于推进体育学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科理论与学科实践相互促进，实现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创新发展[3]，促进中国竞技体育、体育教育事业以及健康中国的全面发展[4]。因此，在梳理中国特色体育学科发展历程与历史性成就、分析中国特色体育学科发展困境的基础上，阐明中国特色体育学科的时代内涵与特征，重新审视体育学科在当代中国学科体系中的定位，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学科的基本框架，指明中国特色体育学科的发展方向，不仅关乎体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构与范式转型，更是响应国家学科战略布局、优化学科治理结构的一项具有前瞻性和现实紧迫性的重要议题。 1 中国特色体育学科的发展历程 1.1 体育学科科目初创与赴外留学培养的起步(1902-1948年) 纵观我国体育学科建设的萌芽时期，其总体受到制度推动与结构变迁的深度影响。我国体育学科体系遵循从实践到理论、具体到一般的发展过程。早从进入20世纪开始，清政府实施“壬寅学制”，“体操科”成为体育必修科目。我国近代专业化培养体育教师的制度由此初步形成。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体育专修科，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体育系科，开辟了我国高等体育专业教育的先河。1917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体育专修科，孕育了我国的体育教育家和体育知名学者。192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学科课程标准》，“体操科”被改为“体育科”[5]。1924年，罗一东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体育学》，重点强调了体育的教育价值，认为体育活动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同年，东吴大学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合作创办体育专修科，体现当时教育界对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基督教组织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支持。1926年，经2年合作办学实践，体育专修科办学模式转变，由联合办学改为东吴大学独立承办，且学校在2年制体育专科教育基础上增设4年制体育本科专业，标志着我国高等体育教育向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为培养高层次体育专业人才奠定基础。随后，田径、球类等西方近代体育项目及中华武术引入到了“体育科”当中，极大地丰富了体育项目，培养了多样化的体育人才。除了国内的体育人才培养之外，一些有志之士纷纷赴欧美留学，并在回国后积极开拓体育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例如：中国近代著名体育家许民辉赴美留学获得美国芝加哥青年会大学体育学士和春田学院体育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东吴大学、北平师大、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任教体育，为推动体育教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马约翰也曾2次赴美进修体育，不断吸收先进体育理念并将其引入国内的教学与实践；郝更生同样留学美国春田学院并获得体育学士学位，回国后积极培养体育人才，参与体育条例与法规制定，对促进近代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规范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从近代体育学的民族自救思潮，到民国时期的军国民体育思想，夯实了新中国体育学理论与实践基础[7]。 1.2 体育学科教育阵地与相关课程的建立(1949-1979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学科教育的相关理论体系建设主要以学习苏联经验为主。1952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随后有6所体育院校成立，并设置师范大学的体育系专业及课程，加大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这标志着体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进入高等教育体系。1954年，结合苏联培养模式，中央体育学院与华东体育学院构建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相结合的体育高等教育体系，1959年我国开始独立自主培养体育学研究生。1956年，《苏联体育教育理论》中文译本出版，该体育理论著作引入中国，影响中国体育学科发展与分化，为体育工作者提供新视角，促进体育教育思想更新变革。1958年，在“向科学进军”号召下，北京、上海等省市及部分高等体育院校相继建立体育科研机构，标志中国体育科研走向组织化、系统化。1960年，第一次全国体育科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结体育科研经验。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动员和组织了我国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也推动了体育学研究开展。1961年，国家体委领导编写新中国第一部《体育理论》教材，构建中国体育学概念体系和研究方向框架，促进体育理论研究自主化，为体育学科体系建设奠基。同年，国家教委颁布第2部体育教学大纲，明确体育教育3大目标，将传统武术列入中小学体育教材，体现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视，展示学校体育课程本土化探索。1972年北京体育学院等高校恢复招生，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在特殊历史时期，部分高校在中断招生数年后以一种独特的模式恢复了教学活动。1977年，恢复高考，体育也纳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1978年，体育专业正式恢复招生，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文化考试+专业加试”的招生模式，开创了体育人才培养的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