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归国留学生在中国学前教育现代化中的角色、逻辑与局限

　　一、引言

　　中国学前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典型的“后发外生”特征，如何处理古今中外关系问题是探寻近现代中国学前教育演进的轴心问题，更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学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新时代使命下，对学前教育的现代化追求需要在“融通古今中外”①的资源上定位。“融通古今中外”本质上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转型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中西问题”关注中国如何借鉴、融入西方文化，“古今问题”核心在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转换与重构。从近代史角度看，古今问题又是由中西问题引发，现代化问题始终绕不开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历史地看待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现代化，需要在汲取世界现代教育理论养分的同时，回应中国国情与本土需求，坚持在学前教育实践中提炼本土理论，以期实现既满足中国需求又领先世界水平的现代学前教育。

　　对清末民国时期归国留学生（以下简称“留学生”）的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考察②，其理由在于：首先，留学生得天独厚的新知储备及其阅历与视野为吸收和改造西方学前教育思想提供了可能，其教育活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的现代化先声；其次，留学生的教育活动不仅为学前教育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更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在处理中西问题时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立场，率先展示了国人在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中如何融贯中西的独特历史路径，塑造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前教育的最初形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最后，学前教育强烈的实践品性决定了学前教育学知识生产必须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而留学生对学前教育的影响带有强烈的实践特性，通过分析留学生的教育变革经验，有助于为新时期中国学前教育学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新思路。虽然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国学前教育现代化的早期阶段，留学生的本土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距离新时期倡导的“中国特色”“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段历史已然成为学前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有益的“中国经验”，发挥着重要的先导作用。

　　留学生在推动中国现代化中发挥的作用被普遍认可，但目前关于留学生与学前教育发展关系的探讨寥寥无几，为数不多的已有研究以点状研究为主，多关注留学生群体中少数代表性人物，如对陈鹤琴、陶行知等人幼教思想与实践的探讨③，对其他留学生的工作和贡献很少涉及。具体人物研究有利于深入把握个体的教育思想，但不能反映社会历史背景下留学生对学前教育现代化进程影响的整体情况。更何况，学前教育的现代转向绝非依靠个别人物，而主要依赖的是群体的力量。留学生在中国学前教育的早期现代化阶段扮演着何种独特角色，他们如何借助自身角色优势进行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其教育活动遵循何种历史逻辑，存在何种历史局限？解决这些问题，正是探寻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现代化所需要的“中国经验”。基于此，以现代化理论为视域，以留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如表1所示），分析其教育活动的现代化逻辑，重新审视中国学前教育的现代化历程，反思其“融通古今中外”的贡献与历史经验，将为现实提供借鉴。

　　二、留学生在学前教育现代化中的角色及推动作用

　　

　　社会角色的确立，主要依靠知识与社会的互动。换言之，人的智慧的社会化水平和社会接纳程度，决定了某个群体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④从留学生的知识文化特征和近代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社会大背景看，留学生扮演了对接中西文化的知识载体这一特殊角色。作为现代化先锋，留学生的教育活动为学前教育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们凭借着贯通中西的学术背景，怀抱着教育救国的热切渴望，身体力行、扎实研究，在世界现代化洪流中坚守对本土儿童及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在政府部门、高校、学前教育研究团体、幼教机构等组织中积极进取，推动了学前教育的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民族化。

　　具体来说，留学生是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交织作用下引领教育变革，逐渐推动学前教育现代化。

　　（一）创办学前教育机构，造就教育理论生长的土壤

　　留学生引入现代学前教育最直接的方式是创办制度化的学前教育机构。教育幼童在中国古代属于家庭事务，但在近代“去家化”时代语境下，⑤国人多认为这种“家庭保育”实有弊害，必须以幼稚园保育改良之、研究之。20世纪初，由国人主办的具有现代特征的蒙养院与保姆传习所，多由具有留日考察经历的人士创办。如1903年的京师第一蒙养院是由留日生章宗祥与人合办；1905年的严氏保姆讲习所及严氏蒙养院是在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两次赴日考察后创办的；1906年留日生侯鸿鉴在无锡竞志女学设幼稚园，1907年又创办无锡竞志女学速成师范学校；1906年留日生邵章在杭州女学堂设保姆传习所，1907年改为杭州女子师范学堂，包含幼稚师范教育；1906年务本女塾专派吴朱哲赴日本保姆养成所留学，学成归国后在幼稚舍创办保姆传习所。不过，这些人大多留学时间短，对于现代学前教育的吸收往往是形式大于内涵，因此不难理解这些机构在办学章程、课程、教学等各个方面均以日本为范本。

　　与清末“应急式”办学相比，五四运动前后大量欧美留学生归国，他们对学前教育现代化的探索已不甘于停留在器物和制度层面，而是深入教育思想变革，带有更加强烈的现代实验色彩。这与留学风向的转变、留学生规模的扩大、留学时间的延长以及留学结构的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求外国高深之学术、促进本国之文明、启发社会之知识”的留学宗旨下，留学教育质量的提高为留学生系统全面把握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与方法提供了机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留学生主办的为实验新教育理论的学前教育机构，如俞子夷创办的南高师附属幼稚园，陈鹤琴创设的南京鼓楼幼稚园，陶行知领导创办的中国第一批乡村幼稚园——燕子矶、晓庄、和平门、迈皋桥幼稚园，熊芷协助父亲熊希龄创办的北平香山慈幼院等。这些机构的诞生为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提供了实践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