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回归，国家间既可能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亦有发生摩擦冲突的风险。美国近年在中国周边频繁组建小多边联盟，试图利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FVEY)，以及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等框架对中国开展地缘“规锁”(confinement)，手段包括舰机抵近侦察、尾随、拦截甚至冲撞等挑衅行为。然而这些框架大多内生动力不足、僵化无力、相互叠加甚至削弱掣肘，导致“印太”区域机制冗余。尤其是在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其单边主义的政策偏好可能给上述为扼控中国而建立的小多边联盟的可持续性带来变数。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六甲海峡作为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国际海上通道，其沿岸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三国却自进入21世纪以来建立并长期维系着另一种形式的小多边合作(mini-multilateral cooperation)①，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改善了海峡周边的安全环境。海上通道是各国战略博弈的焦点，维护通道安全常被大国作为介入其他地区事务的借口。然而，马六甲海峡沿岸中小国家却能在冷战结束、地区安全形势复杂的背景下组建小多边合作，使之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一个仅由域内国家参与的本土多边军事安排，②并长期获得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主要海峡使用国认可。这种小多边合作不同于美西方的阵营化多边机制(multilateral institution)，体现出一定的合作韧性与治理效果，有助于切实改善通道安全环境，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有效方式。 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组建的小多边合作何以长期存续并发挥作用？其与美西方小多边联盟的合作韧性差异何在？未来海峡安全局势会否受到特朗普再次执政的冲击？下文将从小多边合作韧性的形成机理、马六甲海峡小多边合作韧性的特征，以及建立和维系小多边合作韧性的具体实践等方面加以详述。 马六甲海峡是当今几个主要大国共用的航道和多国地缘利益聚集区，维持其战略稳定对于维系亚太区域的整体性及发展繁荣至关重要。二战后毗邻海峡的印度尼西亚与马来亚(新加坡独立后更名为马来西亚)相继摆脱殖民宗主国独立，此后新加坡脱离马来亚建国，海峡沿岸三国的政治格局形成。21世纪初，三国在海盗及武装劫船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困扰及大国介入等传统安全威胁的压力下，围绕航行安全议题组建三边合作。既有研究对于其成因的解释一般分个体主义、社会交往和制度主义三类范式。③ 从个体主义的视角看，马六甲海峡沿岸国组建小多边合作是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区域角色的理性选择。印度尼西亚对主权议题颇为敏感，警惕将海峡安全议题国际化，并谨慎限制域外国家参与海峡安全事务，④将合作过程中能否获得绝对收益作为主要考量。⑤马来西亚较为开放，将向国际航行船舶开放海峡使用权作为参与合作的最佳利益选择，谋求在中美间实现微妙平衡，以协调美国增加地区影响力与中国捍卫海上交通要道的不同战略目标。⑥新加坡着力推动安全合作中的信息共享，⑦作为“陷入型能源过境国”，该国通过在与其他沿岸国的竞争与合作中建立相互依存关系减轻地缘脆弱性。⑧ 从社会交往的视角看，安全威胁的压力与沿岸中小国家的主观能动性，均能促使合作存续并起效。第一种观点强调大国介入及安全威胁的刺激作用。在传统安全方面，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弥合航道沿岸国围绕航行权限的矛盾，潜在影响各方利益计算，⑨提高沿岸国维护海峡安全的能力、灵活性与自主性，为多边安全合作提供保障。⑩例如，美国在“9·11”事件后对海峡安全事务的单方面介入成为沿岸国合作的催化剂，(11)刺激沿岸国从“象征性合作”转变为“实质性合作”。(12)在非传统安全方面，冷战后沿岸国将海盗视为共同威胁，推动它们加快开展多边合作。(13)第二种观点强调沿岸国的主观能动性。沿岸三国虽有利益冲突但仍能开展实质性合作，反映了“规范辅助”(norm subsidiarity)的作用，即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促成区域安全认知的优先事项，制定规则开展集体合作，防止被强大域外行为体排斥在全球治理机制之外。(14) 从制度主义的视角看，合作构建的原理以及行为体在特定议题的互动是促成小多边合作的具体动因。第一种观点将沿岸国两两形成的双边关系网络视作三边巡逻机制迅速建立的基础，相较于直接构建多边合作更有成效。(15)第二种观点重在描绘沿岸国具体互动的作用，三国共管机制使它们在打击海盗、应对恐怖袭击及海洋环保等方面共担责任。(16)具体而言，沿岸三国的联合巡航及情报共享有助于提高各方互信及军事能力，其间会经历非传统安全威胁共识、战略安全环境动态变化、深化国防合作和技术转让、维护集体利益等具体步骤。(17) 上述研究视角聚焦性较强，对国家间互动的具体机制及实际操作的分析较为翔实，突出特定因素对合作的推动作用。但是，个体主义视角重在凸显国家利益的考量，缺乏对各国分工协作方式的探讨。制度主义视角对合作构建过程的研究大多流于细节，未能触及小多边机制的内生性驱动因素。社会交往视角虽能体现出域内外互动逻辑对合作的促进作用，但对其具体的内在作用机制尚待提炼。本文进一步延展社会交往视角，认为沿岸国起初虽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却能在各类外部安全威胁的刺激下聚合形成小多边合作，体现出一定的抗压性与适应性，其内在系统性动因值得深究。尤其是作为国家实力及治理能力远逊于主要使用国的行为体，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何以既保持治理权限的独立性，又吸收有益的域外治理资源为其所用，提升治理机制化程度，其中蕴含的国家间互动原理是本文的深研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