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加索位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北倚俄罗斯，南接土耳其与伊朗，西临黑海，东临里海，是至关重要的地理枢纽和连接欧亚的必经陆桥。这一地区及附近的里海盆地蕴藏着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石油管道与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TE)天然气管道、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ANAP，南部天然气走廊的核心组成部分)，及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道(TAP)共同组成了南高加索能源输送网络，为欧洲提供了绕开俄罗斯的多元化能源通道选项，不仅具有经济价值，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尤其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这些管线增强了欧洲的能源安全，同时也为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此外，南高加索也是文明断层线的交汇地。东正教、基督教、伊斯兰什叶派和逊尼派，以及突厥、波斯与斯拉夫文化在此并存。长期存在的“冻结冲突”随时可能因外部力量介入而升级，引发地区安全危机。历史上，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则成为连接欧洲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通道之一。尽管面积有限，南高加索局势的演变却是观察欧亚地缘政治变迁的重要晴雨表。纳卡冲突的演进和俄乌冲突的升级，进一步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格局，使其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正因其独特的地缘位置与战略价值，南高加索长期处于大国角力之中。俄罗斯始终将该地区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并在苏联时期通过中央管控来维持相对稳定。然而，随着苏联体制逐渐松动，南高加索地区潜在的民族与领土矛盾开始显现。早在1988年2月，纳卡自治州苏维埃就提出与亚美尼亚合并的请求，导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归属问题爆发武装冲突。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并未解决原苏联各加盟国之间长期的领土争端和复杂的民族矛盾。随着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宣布独立，这一冲突迅速升级为全面战争。1994年5月，在俄罗斯的调解下，双方签署停火协议，亚美尼亚实际控制了纳卡地区及周边领土①。在一直缺乏和平协议的情况下，纳卡争端成了南高加索地区持久的安全威胁和潜在冲突的导火索。2010年以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边境地区频频出现交火，最终，第二次纳卡冲突于2020年9月27日爆发。凭借土耳其的大力支持及显著的军事优势，阿塞拜疆在短短六周内成功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这场冲突也因此被称为“四十四天战争”。 第二次纳卡冲突与俄乌冲突打破了冷战后南高加索逐步形成的政治秩序，成为地区力量格局转换和地区秩序重塑的重要契机。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影响力迅速上升，俄罗斯作为传统安全保障者的地位受损，伊朗在地区结构中被边缘化趋势不易扭转。经由亚美尼亚南部休尼克、连接阿塞拜疆本土与纳希切万的“赞格祖尔走廊”成为南高加索秩序重塑的关键变量，并成为阿、亚、土、俄、伊多方角力的焦点。2025年8月，美国在推动阿亚和平的背景下获得该走廊的独家开发权。此举一方面可能打破僵局、释放合作潜力，并确保美国在南高加索的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也冲击了原有的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使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 一 南高加索地区秩序变迁的背景 (一)“冻结的冲突”何以再次爆发？ 2020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纳卡冲突被普遍视作南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变迁的关键转折点。然而，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并非在此次战争后突然出现转变。2016年4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四日战争”已经预示了纳卡冲突再次升级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现实条件的变化以及地区内外大国的立场转变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纳卡冲突起到了催化作用。 从冲突方角度来看，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日渐不平衡的军事实力对比、阿塞拜疆期望收复被占领土的迫切意愿，以及长期国际调解的无效，是促使阿塞拜疆选择武力解决纳卡问题的直接因素。在盖达尔·阿利耶夫的领导下，战败的阿塞拜疆采取了多元化平衡外交政策，在不疏远俄罗斯的同时，积极发展同美国、土耳其、以色列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②。与此同时，亚美尼亚通过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来确保自身安全，并大力发展与邻国伊朗的双边关系。凭借巨额能源收入，阿塞拜疆的经济实力得到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开支也逐年提高，两国国家实力的天平不断向阿塞拜疆一方倾斜。 第一次纳卡冲突的失败使阿塞拜疆失去了近五分之一的领土。面对持续的民意压力，纳卡问题能否解决成为阿利耶夫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和阿塞拜疆民族身份的重要依托。为促进纳卡冲突的和平解决，以美国、法国和俄罗斯为主的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OSCE Minsk Group)在两国间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调解与斡旋，但一直收效甚微。出于对国际调解的失望以及对亚美尼亚的不信任，阿塞拜疆选择加强与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同时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在2016年四日战争中的战术胜利增强了阿塞拜疆武力收复被占领土的信心，促使其进一步提高国防开支，为2020年纳卡冲突的全面升级埋下了伏笔。 (二)西方在南高加索地区秩序中的长期失位 第二次纳卡冲突的爆发还与西方国家在南高加索地区长期失位有关。南高加索地区从未被美国视为对外政策中的优先事项③。该地区虽对美国重要但实际上由于缺乏海上连通，美国在这一地区一直能力有限，美国的力量投射多使用软实力和经济援助，支持当地国家的各种“颜色革命”是其主要手段。从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肯定俄罗斯在明斯克小组框架中的建设性作用，在纳卡冲突调解中的参与愈发减少④。由于恰逢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对第二次纳卡冲突采取了十分被动的立场⑤。 与美国相比，欧盟在南高加索的政策更侧重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推动地区国家与欧盟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为此，欧盟主要通过欧洲睦邻政策(ENP)、“东部伙伴关系”(EaP)以及深入全面自贸区(DCFTA)等机制，与南高加索国家进行有限接触。在纳卡冲突问题上，欧盟始终保持谨慎的平衡态度，其行动多为被动应对，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支持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的调解努力。第二次纳卡冲突后，为维持亚美尼亚的国内稳定并加强其国防能力，欧盟一度对南高加索地区给予了更多关注。尽管如此，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的关注点整体北移，考虑到俄乌冲突后欧盟对阿塞拜疆天然气依赖的增加，未来欧盟难以在和平谈判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⑥。在西方参与普遍缺失的情况下，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等周边国家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关注不断加强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