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大肆推动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以来，贸易、金融、能源、互联网、高新技术等领域都逐步进入美国胁迫其他行为体(尤其是战略竞争对手)的政策选择范畴之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美、美俄等大国之间的互动方式。相关政策举措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变得更加集中，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具有显著网络化特征的制裁政策，力图威慑、改变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相关行动与政策，给长期依赖能源出口、美元结算以及西方金融支付系统的俄罗斯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逐步将其在低政治维度的全球化经济网络中的地位与资源转化为实现外交目标的政策工具，引发了学界有关“武器化相互依赖”(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的激烈讨论。这一国际行为的涌现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提出了直接挑战，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正在成为主导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美国频繁用以胁迫他国的工具。①因而，如何理解大国竞争时代的武器化相互依赖现象成为亟待深入分析和研究的理论问题。 从历史上看，美国早已将与拉美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主导地位，通过“结构性调整”计划，将财政紧缩政策强加于拉美各国，深刻影响其主权和发展路径。②在里根政府时期推动的“禁毒战争”中，美国创立的“认证程序”则将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与拉美国家是否配合其禁毒政策挂钩，成为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的常规工具。③这些历史实践虽未冠以武器化相互依赖之名，但其利用不对称网络(金融网络、援助网络)进行胁迫的内核与之一脉相承。进入21世纪，尤其是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美国对拉美国家的这一策略变得更加系统化和公开化。④例如，美国通过其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对委内瑞拉等国实施锁定，力图摧毁其经济，导致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大幅度下降，直接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⑤在科技与贸易领域，美国则通过“清洁网络”计划排挤中国5G技术在拉美地区的布局，并利用《美墨加协定》(USMCA)中的“毒丸条款”限制区域内国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⑥这些举措清晰地表明，拉美地区已成为美国应用、升级其武器化相互依赖工具的关键试验场，其目的不仅在于维护传统地区霸权，更在于遏制战略竞争对手在该区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⑦ 拉美地区为研究武器化相互依赖提供了独特的棱镜，可以观察到美国如何将传统干预手段与全球化时代的新型网络权力相结合。由此引出的核心问题是：在当前的大国竞争时代，如何理解美国对拉美战略，特别是武器化相互依赖的内在逻辑、关键工具及其对区域秩序的影响？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首先梳理武器化相互依赖的核心理论，进而通过剖析具体案例，揭示美国对拉美战略的动因、策略和后果。 一 武器化相互依赖的概念 早在1910年诺曼·安吉尔出版《大幻觉》一书时便已尝试提出“相互依赖”的概念，他将之定义为一国在使他国遭受损失时不造成自身损失的可能性大大降低。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推动了各国经济与社会联系的深入发展，构造了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相互依赖网络，印证了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权力与相互依赖》之时对此趋势的预测。传统民族国家边界被相互依赖不断渗透，朝着“无国界的世界”演化。基欧汉和奈进一步理论化“相互依赖”，将之概念化为“脆弱性相互依赖”，以衡量行为体因外部事件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⑨这意味着相互依赖使得国家间关系的恶化需要一方或者双方都付出高昂的代价。⑩因而，国际关系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认为，相互依赖的形成能够“安抚”世界政治，限制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激励行为体之间维持合作。不过，相互依赖使得国家权力的形式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扩展至经济制裁、货币关系以及国际贸易等领域，国家间在这些议题中的权力差距来源于掌握资源的多寡。(11)复杂相互依赖的现实是“即使在每个人都从合作中获益的情况下，一些行为者也会比其他行为者更有能力影响合作安排的形式和内容”，有影响力的行为者可能不是那些掌握传统军事与威胁能力的国家，相反可能是“能够可信地威胁要置身于合作进程之外从而降低合作价值的国家”。(12)这表明，相互依赖具有显著的不对称性，依赖性较低的一方拥有“潜在的权力资源”，在不同问题领域都存在着特定的互动结构，决定了特定领域中“谁是重要参与者、谁掌握关键权力资源”。(13)这种不对称性在西半球尤为突出。例如，墨西哥等国在贸易、投资和侨汇等方面对美国经济和金融系统的高度依赖赋予了美国巨大的结构性权力，使其能将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转化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潜在工具。 上述围绕相互依赖的研究为理解大国竞争时代的武器化相互依赖提供了理论基础。相比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复杂相互依赖的分析，武器化相互依赖强调从网络化视角理解相互依赖。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纽曼认为武器化相互依赖是指，“在非对称网络结构中一些国家能够利用相互依赖的关系来胁迫其他国家。”(14)丹尼尔·德雷兹纳进一步将其定义为，“行为体可以利用其在嵌入式网络中的地位，获得与受限系统中其他行为体讨价还价的优势。”(15)“嵌入式网络”(embedded network)的形成与全球化发展密切关联。全球化搭建了覆盖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网络、信息网络、实体网络，不仅重塑了各国经济形态，而且“以几乎无法解开的方式”将各国国内经济密集地联系在一起。(16)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相互依赖的行为体的权力资源，认为权力处于分散状态，削弱了强制战略的有效性，偏重于分析相互依赖如何促进互惠合作，忽视了相互依赖中单方行为体的脆弱性。相比之下，武器化相互依赖借鉴社会网络理论，更加重视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全球化是“一张连接各节点的网”的观点。(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