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仪式如何超越族际边界，成为构建情感共同体的文化载体?对内蒙古乌拉特地区仪式实践的个案分析表明，国家有强大的治理能力和政策杠杆，推动传统符号实现有利于跨民族情感整合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聚焦乌拉特多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形塑过程，有助于拓展传统仪式理论的视域。 (一)范式调适：涂尔干理论的多民族解释路径 仪式研究从开始便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中西方学者从仪式的过程、功能、象征等多维视角进行探讨，构建了一整套理论体系。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的“神圣/世俗”二分理论具有开创性。他指出：“无论何时何地，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都被人们看作是互不相同的两大类别，就好比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1]48他认为仪式的本质是“人们被集合起来，他们不仅共同感受到了情感，而且还通过共同行动将这些情感表达了出来。”[1]530即仪式通过设定的神圣空间内的具身性操演，同符号系统关联起来，让神圣性更加凸显，进而唤起集体情感，实现社会聚合。涂尔干关于集体欢腾、情感共鸣的仪式理论对我们颇有启发，也为多民族建设情感共同体提供了理论借鉴。不过，仅就本文涉及的内蒙古多民族仪式及其推进多民族情感共同体建设的功能来说，涂尔干理论显露出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其单一族群的理论预设难以应对多民族共祭实践中的神圣性重构问题，也无法解释祭祀中蒙汉等多民族共同参与并重塑神圣空间的现象；二是，涂尔干对社会自发性整合的强调，无法充分解释“国家在场”这一外部驱动力的重要作用——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投入与空间改造，为多民族仪式实践创设制度性场域，推动传统仪式与现代文旅元素创造性结合；三是，其对多元主体能动性的忽视，无法充分阐释在国家引导下，政府、民众、游客等多元主体如何通过互动协作共同推动仪式的转型与神圣性的创造性转化。由于这些局限，涂尔干的经典范式不足以有效解释当代中国多民族地区仪式转型的复杂过程。 (二)在地化探索：涂尔干仪式理论的本土化调适 涂尔干仪式理论深刻揭示了仪式中集体欢腾对社会整合的核心驱动作用，即“我们在集会上变得易于冲动、情绪激昂……等到集会解散，我们发现自己重又孑然一身，回落到平常的状态。”[1]290然而，对于在多民族交流互动的场景下，仪式如何发挥可持续的整合功能，涂尔干并未充分阐释。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也指出，涂尔干过度聚焦宗教典礼的宏观整合，却未意识到仪式本质是情境性的情感能量持续积累与转化的动态过程。[2]这种“互动仪式链”视角虽突破了涂尔干二分法的理论边界，但本质上只是对涂尔干“仪式功能延续”预见的微观补充。特别是当传统神圣符号弱化时，情感能量驱动的具身实践能够重构神圣性，而涂尔干并未充分探讨具身化实践中神圣性重构的深层机制。 首先，“国家在场”理论聚焦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该理论深受皮埃尔·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影响，他将国家视为权力的场域，并认为“国家建构了社会秩序本身……国家建构了我们整个生活——与此同时，还建构了我们的思维。”[3]乔尔·S.米格代尔则在布迪厄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社会中的国家”的概念与方法，成为“国家在场”理论的核心范式，并强调，“这一方法使研究者注意国家和社会彼此之间分组整合及其合纵连横等互动过程，以及国家同其试图控制、影响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4]。 2001年中国学者高丙中在《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5]一文中引入“国家在场”这一概念，他关注民间与国家符号的双向互动，特别是国家如何通过政策、仪式和符号等方式影响民间社会。此后，“国家在场”理论在国内被广泛用于分析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尤其关注国家在地方社会中的具体存在方式及其影响。相关研究多从制度、符号、身体和空间四个层面展开，旨在通过日常生活观察国家权力的运作机制，强调国家与社会并非对立，而是相互影响、协同发展的过程。 从具体案例来看，陈锦均等指出，非遗与旅游是国家介入的重要途径，国家通过不同方式将民族节日转变为构建国家认同的场合[6]；宿爱云强调国家通过推行仪式标准化等方式深入民间信仰，并与地方社会形成互动[7]；陆群则注意到苗族接龙仪式互动中的“不对称性”[8]；焦丽锋的研究揭示了国家力量对仪式变迁的长期影响[9]；王树生将仪式视为协商场域[10]。上述研究多以国家在场视为宏观背景，未能系统阐释“国家在场”的微观动力机制及其具体运作方式。“国家在场”理论提供了从微观层面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突破了传统“控制-服从”模式的局限，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相互形塑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其次，在“符号共享”研究方面，学者们虽关注到仪式符号的流动性与复杂性。例如，张晓溪认为“集体表象”可通过实践实现自我证成与意义再造[11]；凌晨通过个案研究发现了边境族群在仪式中通过“绑定国家符号”争取合法性[12]。但多数研究仍停留于符号的策略性使用层面，未能充分分析在国家力量引导下传统符号如何系统性转化为共享标识的过程。 最后，在“情感整合”研究方面，学界关注情感在仪式中的重要性，并尝试与涂尔干理论进行对话。宋红娟提出“情感混融”理论以挑战“神圣/世俗”的二元对立理论[13]；高进关注国家仪式对“共同体认同”的构建[14]；陈颀则提醒注意“集体欢腾”中的非理性风险[15]。然而，现有相关研究尚未有效解决情感整合的持续性问题，未能突破涂尔干范式中的情感短暂性预设，也未能探讨在国家创设的平台和场域中情感整合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