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藏”考论

　　一、研究缘起

　　汉文地名“西藏”，明代始现。明万历三年(1575)四月，兵科都给事中蔡汝贤奏称：“盖许之建寺，则西藏一路，往来自由，听之奉佛，则南北诸番交通无禁。”①此为“西藏”一词在汉文文献中首次出现。《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年(1663)八月丙申条载：“西藏班禅呼土克图故，遣官致祭。”②这是“西藏”一词在清代汉文文献中的最早记录，时为泛称，并非专指。③康熙中期开始，“西藏”一词出现的频次逐渐增多，其具体含义和使用情况则历经变化。至乾隆初年，“西藏”一词成为主要使用的西藏名称并沿用至今。

　　此前学界多认为“西藏”一词是“汉藏两种语文的混合产物”。比如说“西藏”意为“西边的藏”，“西”指中国西部，意味着“西藏这块土地在祖国的西部”，“藏”就是“卫藏”(··亦即乌斯藏)，合起来称为“西藏”。④任乃强认为：“卫藏两部，皆属藏河流域，在汉地西，故清代称旧乌斯藏地为西藏。”⑤“藏河”，即雅鲁藏布江，其意即“西藏”之“藏”源自“藏河”之“藏”。⑥李勤璞则认为，“西藏”一词中的“西”是指“西海之西”，“藏”是“乌斯藏”的简称，“西藏”一词是以西海为地理中心创造出来的。⑦

　　在关注词源的同时，不少学者对“西藏”一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深入讨论。柳陞祺和蔡志纯等学者认为，“西藏”一词在康熙“御制平定西藏碑”中已作为政治区划的地域名称确立起来。⑧牙含章指出，“西藏”一词是清初创造出来的，康熙时正式使用于“御制平定西藏碑”之中，至雍正朝设置驻藏大臣时成为法定的正式名称。⑨任乃强在《西康图经》中专辟“西藏解”篇，他认为“西藏”一词在清初与“图伯特”“唐古特”等来自蒙古语的传统概念含义相同，因康熙帝拟用而“通行官书”，至乾隆时固定为西藏名称。⑩值得注意的是，陈庆英对“西藏”一词在清代使用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所关注，其认为“西藏”一词具有明确内涵和作为专指的地理范围在康熙朝业已被确定下来，但“西藏”一词代替其他称谓成为固定的西藏名称则是清朝末年。(11)赵心愚指出，“西藏”一词在清代出现于康熙初年，康熙中期后逐渐通行于官书、简册，至乾隆初年便已成为“固定化、使用频繁的地域名，一直通行到现在”(12)。

　　总体来看，学术界对“西藏”一词的词源及使用情况已经作了一些积极的探讨和开拓性研究，但对这一词在清代具体含义的变化及使用的复杂过程还缺乏深入分析，一些关键问题尚处于含混之中，甚至有不少误区和争议，均有待廓清和修正。为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西藏”地名在清代的含义变化及使用情况作一专门探讨。

　　二、康熙末年“驱准保藏”之际的“西藏”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准噶尔袭扰西藏，占据拉萨。得知消息后，康熙帝命色楞统兵征剿，但因轻敌冒进致全军覆灭。康熙五十八年(1719)，抚远大将军胤祯领军出征。次年八九月间，清军击败准噶尔军队，在布达拉宫为七世达赖喇嘛举行了隆重的坐床典礼。此次进军西藏，清军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沿昌都、拉里一线向拉萨行军。(13)抵达拉萨后，噶尔弼向康熙帝奏称：

　　(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初四日，臣率满汉官兵自拉里前进。王师所至，望风响应，随有朱贡之胡土克图献地来降。次日，进取墨朱工喀，赏赍第巴头目，安辑民人……。于八月二十二日渡河。复令侍卫讷秦等率领官兵，分为三队，二十三日五鼓时分起程，进取西藏。传西藏之大小第巴头目并各寺庙喇嘛，聚集一处，宣示圣主拯救西藏民人至意。随将达赖喇嘛仓库尽行封闭。西藏附近重地扎立营寨，拨兵固守。(14)

　　上文奏报的是南路清军进军拉萨的大致经过，涉及沿途地名。“拉里”即嘉黎，“墨朱工喀”即墨竹工卡。此处出现的“西藏”一词显然指称的是当时的拉萨。(15)这是自“西藏”一词在文献中出现以来，首次明确其地望。不过，“西藏”一词的具体含义是否如此，还需借助更多史料加以印证。

　　康熙末年“驱准保藏”，大批清军往返于西藏与内地之间，其中部分人采访藏情、记奇注异而成见闻之作，或为总记、纪程，或为志书。这些著作中对“西藏”记述颇多，值得认真分析。

　　焦应旂所著《藏程纪略》，为清代进藏纪程最早之作，记载了作者在康熙五十八年随军入藏期间，奉命由西宁出发押运粮储，完成任务后沿川藏道返程的经历、见闻及感受。焦应旂于四月由西宁出关，抵达目的地时称：“仲冬朔日，方抵西藏。至则我师告捷，逆贼败走，而达赖喇嘛已入座矣。非圣天子文德武功，丕著无外，焉能如是耶!”(16)仲冬朔日，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农历十一月一日。焦应旂历时7月，始至“西藏”。抵达“西藏”后，焦应旂“寓藏八日”，并将其间见闻记于《藏程纪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