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面临着解析“国家民族”概念的基础性议题。如何定义、理解以及运用“国家民族”这一概念，长久以来都是国内学术界争论不休却又相对搁置的问题，继而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国家民族建设进程。有学者早就指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中华民族建设一直存在对国家民族理论认识的缺失，这也导致对“中华民族”概念理解方面欠缺学理支持[1]。直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推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将“中华民族”明确定义为“国家民族”，学界才逐渐开始对“国家民族”概念形成趋同认识，即把中华民族定位于国家民族展开论述。比较遗憾的是，一方面因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民族理论建构深受西方民族理论影响，对“国家民族”概念的认识极易陷入西方民族理论的话语陷阱；另一方面受历史遗留因素影响，“国家民族”概念的理论与实践建设依然匮乏。在中华民族已经被定位为国家民族实体的背景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显然需要跟进理解并运用“国家民族”概念，而当前学界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阐释“国家民族”概念的研究还明显不足，非常有必要进行补充梳理和完善。 国家民族作为全体国民组成的国家层面的民族，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具有国家形式并表现为国民共同体的高层次民族实体，而非未取得国家形式的民族。当然，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中表达的“国家民族”概念也并非西方民族主义同质化或想象化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之作为国家民族的建构，又有着与西方单一民族国家以及晚近以来的多国族国家不一样的政治逻辑”[2]，彰显的是中华民族依托国家形态长期延续演进的多元一体民族实体形态。 一、“国家民族”概念的本土化演进简史 中国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国族”一词，《礼记·檀弓下》记载：“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3]62这种传统国家或天下观意义上的族类观念显然与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国家民族”还存在差异。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古代中国已经是一个民族国家了，“大一统”“天下观”等领土边界意识证明中国人早已具有了国家民族意识[4]51。总的来说，目前多数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概念是在近代传入中国的，并且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演化过程。 (一)“国家民族”概念初入中国 伴随西方民族国家意义上“nation”概念的传入，梁启超于20世纪初首次创设和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民族”概念。他把中华民族整体视为立国的前提，“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5]4。另外，他还将“中国人”与“中华民族之一员”“祖国”“国民化”等政治性词语相关联，表明“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属性在此时已经初步显现。孙中山等人在领导辛亥革命及其后建立中华民国过程中，于1924年明确把“nation”引申为“国族”，主张四万万中国人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6]69。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则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各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皆为新中华民族矣”[7]478-479。几乎同一时期，“中华民族”概念被纳入国共两党的党纲中。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8]133的奋斗目标，在政治纲领上赋予了中华民族以“国家民族”的主体地位。1923年发表的《国民党宣言》也写道：“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9]3不过，这一时期的概念探讨受到北伐战争等国内动荡政局的影响，“国家民族”概念被激烈的社会矛盾和西方列强的侵略危机暂时遮蔽，仅多见于知识分子的阐释。例如，常乃悳于1926年《中国史鸟瞰——中华民族之构成及发展》一书中对中华民族出自“一元”还是“多元”进行了专题探讨[10]。 (二)“国家民族”概念在抗日战争时期升华 “国家民族”概念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大肆炮制“民族自决”“中国本部”“东北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等分裂话语，试图肢解中华民族与国家的整体性[11]。面对中华民族分裂危机与部分人的蒙昧观念，1935年傅斯年连续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文章愤而疾呼：“‘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应以国家民族的立场，把背叛国家的败类，从严防范，尽法惩治!”[12]125-127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亡国亡种的民族危机让国人的中华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国家民族”概念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全面升华。日本侵华的残暴兽行激起了国人无比强烈的爱国意识和中华民族团结意识，“自从全面抗战发动以来，全国的许多同胞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摧残蹂躏……都深深地感觉到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是每一个中国人所不得不负起的重要责任”[13]263。 面对民族与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局，如何以国家民族建设来整合全体国民共抗外辱就变得尤为紧迫，遂引发了1939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辩论。顾颉刚、费孝通、傅斯年等学者纷纷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这场大辩论在引发社会关注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凝聚过程。杨成志总结这次大辩论时认为，双方的观点异同在于国家民族建设与狭隘民族研究之间的关系，即把中国各民族整合于主权国家之内，探讨的主题还是如何在抗日的危难时局下唤醒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的问题[14]。这些前辈学者虽然就中华民族“一”与“多”的关系展开了激烈辩论，但是均以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融合和近代各民族自觉整合的视角阐释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属性。1942年，芮逸夫还专门发表《中华国族解》一文，从“中华国家”与“中华民族”关联的角度对“国家民族”进行释义：“在整个中华民族内，由政治的观点来说，是不可分的整体”[15]3。这些讨论进一步加深了时人对中华民族特性的理解，国人在参与反抗列强侵略过程中也切身感受到各民族共命运[16]788，各民族同属于中华民族，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另外，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英、法等列强加紧制造西南民族分化危机，学界兴起的西南民族调查研究重塑和拓展了国人的国家民族观念，“既承认和尊重中国各民族的多元性，又融各民族于国族之内”[17]。这在当时比较流行的“大汉族主义”观念之外，提供了聚合各民族于整体性国家民族的包容性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