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持久而重要。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全球化时代，技术创新在决定世界经济的性质和动因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技术创新的规模、普遍特性和发展速度，正在重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所有方面。①21世纪以来，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创新能力的强弱不仅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更重塑着国际政治生态和权力格局，直接关乎一国能否走向并保持长期的发展与繁荣。 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晚、尚未完全建立成熟的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技术发展的起点差距和累积效应使其在创新能力的培育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创新产业的培育是后发国家发展历程中困难但不可回避的任务。2022年，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前沿科技指数”排名中，二战后成功培育了独特技术创新产业的“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均排在全球前20位，进入了“高技术水平”群体；而创新产业培育乏善可陈的大量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后发国家和地区则排名在全球80位之后，占据了“中下技术水平”和“低技术水平”的绝大多数。②那么，影响后发国家创新产业培育的动力是什么?为何基本同期开始创新产业培育的后发国家却取得了不同的发展结果?这是本文试图探究的核心问题。 本文首先回顾了对后发国家和地区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指出其主要关注点及不足。其次，通过概念界定、变量选取和机制描述搭建后发国家创新产业培育的理论框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再次，本文选取在20世纪70年代信息和通信革命背景下，巴西、印度和墨西哥这三个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条件具有相似性的后发国家，构建了创新产业培育的四个具体案例，以检验本文提出的四个研究假设与理论框架中的细节。最后是对本文的总结。 一 后发国家创新产业成长的学理分析 后发国家和地区创新产业的成长是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学者们长期关注的发展谜题，从有关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辩论，到经济学视域下对于外来技术和要素配置的关注，再到发展型国家研究对于国内要素调动的细化，现有研究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脉络，也为理论的后续发展提供了灵感。 首先，经济学界对后发国家在技术创新中处于优势还是劣势地位进行了激烈讨论。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指出，后发国家在拥有足够的资源禀赋且排除了阻碍工业化的主要障碍后，可以通过从较先进国家吸收技术创新的方式获得较为乐观的工业化前景。③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论述了后发优势的概念，认为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在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方面的差距，通过引进或模仿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的方式，以更低成本和风险加速技术变迁和经济发展。④ 然而，上述对于后发优势的理论分析并没有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至今除了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几个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外，成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跨越和经济繁荣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十分鲜见。在全球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学者对后发国家可能面临的劣势地位亦表示担忧。埃里克·赖纳特指出，技术进步会对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常见的是核心地区出现了创新而边缘地区遭到了破坏。⑤卡萝塔·佩蕾丝通过对历史上五次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的回顾，指出“技术—经济范式”的导入期具有两极分化的特征，一极是发达国家领跑新产业，另一极则是后发国家被甩出和落后。⑥ 其次，经济学家们从技术扩散和要素配置两个视角对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及产业培育作出了解释。一方面，跨国公司相关研究指出，先发国家有意或无意提供的有形(设备、产品等)和无形(先进知识)技术扩散推动了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其中包括对外投资、贸易和信息技术三种方式。对外投资是先发国家技术扩散最主要的渠道，跨国公司是其主要承担者。⑦其一，外国直接投资通过纵向溢出和横向溢出作用于后发国家，起到了提高后发国家要素生产率、提供组织管理咨询、培养本土技术人才和刺激当地技术创新等重要作用。⑧其二，进口贸易产生了明显的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效应，提高了后发国家的要素生产率。⑨加里·格里菲等学者指出，先发国家通过开展“生产共享”和建立“三角制造”模式，使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较为深入地参与了全球商品链(GCC)，促进了这些国家成熟的出口产业向具有高附加值过渡。⑩其三，信息技术通过使公司增加全球销售额并降低生产成本及加快跨境信息传播速度两种方式促进了技术扩散。(11)在先发国家和跨国公司提供先进技术后，后发国家借助与先发国家及跨国企业的联系，通过模仿、学习等手段，以本土制造、技术交易和技术获取等方式获得新技术。(12) 另一方面，从李嘉图时期开始，主流经济学家就持续关注要素及其配置对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多重作用。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指出，生产要素位居决定一国某产业竞争力的四大因素之首。一个国家如果想在某种产业中建立起强大而持久的优势，就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同时确保投入要素能够得到高效利用和升级换代。(13)古典经济学分析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是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分析基础，也是斯托尔珀—萨缪尔森(S-S)模型、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等国际贸易模型的分析起点。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国内要素禀赋分析不再适用，国际要素流动从微观上可以提高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从宏观上可以改变一国的贸易结构，继而影响其产业结构，因而为发展中国家改善在世界经济和技术格局中的不利地位提供了机遇。(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