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基础研究发展呈现出新态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移到基础研究，基于科学前沿突破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迅猛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非线性互动、科学、技术和产业融合创新趋势越发显著。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研究仍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源动力，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导向基础研究成为各国科技创新的战略重点。基础研究发展新特点表现为：基本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突破，物质科学向宏观拓展、微观深入和极端条件发展，将颠覆人们对大尺度宇宙和微观物质的认知，生命科学基于生物大分子和基因的研究进入精准调控阶段，从认识生命、改造生命走向合成生命、设计生命；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化，学科界限更加模糊，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交叉不断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和革命性创新；科研范式迎来深刻变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成为继实验科学、理论分析和计算机模拟后的新范式，科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范畴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科学、技术与工程的界限日益模糊，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周期明显缩短，材料、信息、生物等领域的科学成果正迅速在新产品中应用；基础研究进入大科学时代，重大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艰巨性程度越来越大，需要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建造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汇聚全球科学家共同参与并开展网络式分布式研究[1]。 虽然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2]。尤其是对标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我国基础研究的短板依旧突出，存在学科交叉融合程度不够、重大原创成果仍然偏少、支撑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基础研究全社会多元投入的机制尚未形成，影响和制约基础研究能力提升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还尚未破除等突出问题[3]。 在综合国力的竞争已前移到基础研究的新形势下，面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科技竞争，切实加强战略导向基础研究，优化我国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组织体系，对于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概念内涵 基础研究既包括以科学家兴趣和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基础研究，也包括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20世纪60年代，我国科技政策研究者就建议将科技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推广研究四类，认为应用基础研究的特点是“进可攻，退可守”，这也意味着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逐渐弱化，为开拓新的分析视角、提出目标导向和战略性的基础研究类型奠定了理论基础[4]。国内学者关于战略性基础研究的主要观点包括：战略性基础研究是指目标明确、意义重大、周期较长的基础研究，且组织模式和资源配置模式都不同于分散的自由探索研究，属于目标导向与应用牵引需求驱动；是有组织的基础研究中的一类，属于强组织型[5]；属于国家目标导向明确、依靠建制化团队开展长期稳定的联合攻关、投入规模相对较大的基础研究类型[6]；定位于通过顶层设计的资助机制，采用指向性竞争的方式，持续稳定地支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开展战略性基础研究，解决国家中长期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世界科学前沿问题[7]。但对于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概念、内涵、范畴及特征等，学界尚未有明确界定。 结合新时代我国对基础研究发展的战略需求，本文将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概念界定为“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发展方向，有组织地部署和持续开展目标导向的重大基础研究，以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推进在科学前沿的重大原创，强化科学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为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源头支撑”。 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范畴包括：第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领域所需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如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先进制造等)；第二，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和科技制高点的重大科学问题(如量子调控、物态调控、引力波探测、合成生物学、脑科学等)；第三，面向颠覆性技术和未来产业培育的重大科学问题(如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未来网络、空天深海、未来能源、生命健康等)；第四，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的科学前沿探索性研究(如高能物理、加速器、光源、射电望远镜等)，及科技基础条件与保障能力建设(如科学数据中心、生物种质资源库、野外科学观测站、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发等)。 从作用角度看，战略导向基础研究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全局性、引领性等特征。战略性强调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前瞻性强调面向未来、超前部署，全局性是涉及经济、社会、安全及科技发展的全局，引领性强调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引领世界科学发展方向。从组织角度看，战略导向基础研究还具备目标导向、有组织、体系化、持续性等特征。目标导向强调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的重大科学问题，有组织强调有效组织和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体系化强调领域与专题、项目基地人才体系化布局、统筹推进，持续性强调，持续稳定支持与竞争性支持相结合。 2 我国推进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组织体系架构 当前，我国已形成了由组织管理体系、规划计划体系及项目管理体系共同构成的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组织体系架构。 2.1 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组织管理体系 在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组织管理体系层面(见图1)，我国已形成以中央科技委为决策机构，负责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总体规划、预算和统筹协调；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为决策咨询机构，服务党中央重大科技决策，对中央科技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下简称“基金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及有关国家实验室为主责单位，分别负责国家重点研发计划12个基础研究专项(基金委负责10个，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各负责1个)、列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的4个重大基础研究专项(基金委负责脑科学、核聚变国际大科学项目，合肥国家实验室负责量子通讯与量子计算机，浦江国家实验室负责人工智能主责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和重大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基础与交叉前沿科研先导专项，以下简称“中国科学院‘先导B类’”)等计划项目，并开展制定专项规划、组织项目指南编制、委托专业管理机构实施项目管理、组织项目监督与评估等工作；科技部、财政部负责对专项组织实施情况、主体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监督评估等宏观监督管理工作的战略导向基础研究的宏观管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