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形而上学视为一切哲学分支的基础”，并且“热衷构筑一个形而上学体系”，是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①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现代新儒家格外重视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大体来说，他们共同的致思趋向是立足道德本心，突出宇宙论对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重要意义。这无疑受到了来自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不过，相较于宋明儒者，现代新儒家更进一步将西方的知识论问题引入了形而上学的领域。②第一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在其著作《新唯识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这个框架。③他将宇宙论的讨论对象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前者包括本体与现象，后者则单指具有认知意义的现象界。因为中国之“性智”契接“思辨”与“知识”，因此可以解释本体与宇宙万象。④ 然而，为什么要上升到“性智”的层次去处理宇宙论的问题？为什么“量智”不能直接把握现象中的诸事物？熊十力对于该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没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这一直都是熊十力思想研究的一大难点。当前学界一般认为这一结构来自唯识学、生命哲学和宋明理学。而主流观点认为，宋明心性之学对熊十力影响最为深厚。⑤但若将难点完全归结于此，则有可能模糊化熊十力思考方式的特殊之处。本文试图提出一种补充性的解释：以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Francis Herbert Bradley，1846-1924)关于意识问题的讨论为参照，可以更好地揭示出熊十力在处理“本心”“性智”等问题上的疑难。⑥简而言之，作为一元论的倡导者，熊十力和布拉德雷都主张对世界的整全性把握。基于这一思想前提，二者都需要阐明这种认识的结构，熊十力将该认识途径称为“本心”或“性智”，布拉德雷则将之称为“感觉”或“直接经验”。然而，熊十力所提供的两种论证方式(即正面的发生学意义的解释与反证“量智”之有限性的解释)的思想前提却是晦暗不明的。而这一思想前提正是布拉德雷力图澄清的，他在《现象与实在》一书中从思维的核心特征——关系出发，具体论证了有限的“量智”对于一元结构带来的种种威胁，这可以为熊十力的观点提供一种补充性的说明。 一、“体用不二”：熊十力“宇宙—意识”哲学的基本结构[见英文版第107页，下同] 一般会认为，“体用不二”是熊十力对于形而上学问题最为精要的回答。更具体来说，熊十力认为，“本心”或“性智”不仅是意识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把握宇宙真实的唯一途径。因此，我们可以将熊十力的体系称为“宇宙—意识”哲学。 熊氏指出，“用”就是现象，也对应着佛教中“法相”概念，代表着分裂、差异与对立。“体”则是实在，对应着佛教中“法性”概念，代表着一种超越对立的、统一的状态。⑦熊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佛教对于现象所持有的怀疑态度。但是，佛教只看到了分裂与对立，只停留于现象却不再追究背后的根据，这种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消极处理方式受到了熊十力的严厉批判。熊十力认为，新论优于佛教的重要一点就在于，能够从分裂中把握到统一——就像大海与众多不一之泡沫间的关系一样，“用”是“体”在现象之中的显现，“体”则是“用”的根据。⑧ (一)“翕辟成变”的宇宙生成论[108] 需要进一步回答的是，“体用不二”的基本结构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1.“主体—客体”(即“心—物”)的，将分散的“多”包纳于其中的，具有客观性的一元结构；2.可以被意识所澄清的、内在性的结构。 熊十力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壬辰删定记》所申明的新论旨要中指出，本体既不是心也不是物，而是能够将心与物作为环节包含在内的“总体”。⑨而理解“变动不居的宇宙”才能透悟本体⑩，故本体就是宇宙真实或终极真理。基于此，熊氏进一步通过“翕辟成变”来解释本体的变化，强调变化的过程也是真实宇宙的生成过程。 “翕”是一股无定向的、凝聚收摄的力量，它有成为形质的倾向。“辟”是与“翕”相对立的、“不肯物化”的、有定向的力量。“辟”能够主宰“翕”，并使其跟随自身的变化而变化。这其实己暗示了变化的根本原则——“相反相成”。熊十力将老子“一生二，二生三”的原则与“翕”“辟”结合起来，进一步解释变化在逻辑上的三个环节：1.“一”是与“用”相对而言的、作为“恒转”的本体，这是原初单纯的环节。2.“二”和“三”都是“用之殊诡”。“二”作为分裂的结构，大致可以对应“翕”，它是对于“一”的阻碍和抗拒，是本体“不守自性”的环节。但本体必须借助这个环节，才能实现变化。因此，这也是变化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3.“三”是一个包含“一”和“二”的具有更高统一性的结构，其中“辟”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三”的根据是“一”，但也能够包纳与它相反的“二”的环节，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统一。(11) 需要注意，首先，这三个环节并不一一独立，而是同时发生的。其次，变化不是一个平行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宇宙本体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结构上也更为多样。另外，熊氏将“翕”理解为“物行”，“辟”对应“心行”，这表明二者的对立是变化得以可能实现的前提。而熊十力又说“物和心是一个整体的不同的两方面”，就意味着二者的统一同样是构成变化的关键，并且统一是由心的主宰功能所保证的。(12)但这又是一个“主体—客体”(“心—物”)的结构。因此，物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而心(意识)又贯彻始终，使变化的诸多部分得以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