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关于所谓“象思维”的讨论颇为热闹，虽然取得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根本问题有二：一是脱离了“象”观念的文献根据，凭主观想象而随意发挥；二是企图证明《周易》具有一种在理性认识、抽象思维之外的独特而神秘的思维形式。本文将通过对《易传》“象”观念的认识论分析，证明“象思维”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周易》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什么“象思维”，而是“拟象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并不在于其思维形式，而在于其思维内容。 一、引论 检索《周易》文本，古经部分即《易经》没有出现“象”字。因此，讨论所谓“象思维”，基本的文献依据就是大传部分即《易传》的“象”观念。进一步说，在《易传》的七种文献中，《文言传》《说卦》《序卦》《杂卦》均无“象”字。在《彖传》中，“象”字也只出现了三次。《象传》的正文中也没有出现“象”字，唯有这个文献的名称叫作“象传”；当其被逐条附编于《易经》卦爻辞之下时，编者注明“象曰”。因此，讨论《易传》的“象”观念，最主要的文献是《系辞传》。 (一)杨振宁的诘难 2004年9月3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首先谈的就是“《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①，具体来说，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有归纳法而没有演绎法。他说： 归纳与推演二者同时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 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其中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 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② 这里对科学的思维方式“归纳—演绎”的概括是没有问题的。归纳就是从具体到抽象，即由特殊的现象a、b、c……概括出一般的规律P；演绎则相反，是从抽象到具体，即从一般的规律P推演到其他的特殊现象d、e、f……其实，这正是《周易》“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 第一，关于《周易》的归纳思维。杨振宁肯定《周易》具有“归纳”的思维形式，而且是“抽象化”的“归纳法”。他说： 这些卦是“象”，这是《周易》里面自己讲的，是浓缩了的观念，以卦符卦名将天、地、人的变迁分类……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是《易经》的精神。③ 看来杨振宁对《周易》确实颇有心得。不过，他的上述言论只涉及“作《易》”，而未涉及“用《易》”(蓍筮活动)，而后者正是《周易》的演绎法。不仅“作《易》”的归纳是“取象比类”，“用《易》”的演绎同样是“取象比类”；只不过前者所取的是“现象”，而后者所取的是“易象”。《周易》的思维方式就是以“易象”为中介，将某一类现象比拟于另一类现象。这里，“作《易》”是归纳，而“用《易》”就是演绎。 第二，关于《周易》的演绎思维。杨振宁认为《周易》的思维形式只有归纳法，没有演绎法，这是不对的。他所举的电磁理论奠基人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发现“麦克斯韦方程”(Maxwell's equations)的例子，正好与他的上述判断相反： 他的第一篇文章里面用的是归纳法，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认识到互相类似的物理学分支。就是说物理学中有不同的分支，可是它们的结构可以相互印证。” 他用这个观念来研究怎样写出电磁学方程式，以流体力学的一些方程式为蓝本。这种研究方法遵循了归纳法的精神。 几年以后，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把用归纳法猜出的电磁方程式，运用推演法而得出新结论：这些方程式显示电磁可以以波的形式传播，其波速与当时已知的光速相符，所以“光即是电磁波”，这是划时代的推测，催生了20世纪的科技发展与人类今天的生活方式。④ 麦克斯韦的第一篇文章采用归纳法，并指出物理学不同分支的结构可以相互印证，这其实是取象比类的方法。他的第三篇文章采用“推演法”，由电磁方程式推演出“光即是电磁波”的结论，这同样是取象比类的方法。可见，“取象比类”不仅适用于归纳法，也同样适用于演绎法。“比类”的演绎，其实就是一种“类比”(analogy)思维。 这里涉及逻辑学上的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通常认为，人类具有三种思维形式，即归纳、演绎和类比。但实际上，类比并不是归纳和演绎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思维形式。我们之所以能够将甲类现象比拟于乙类现象，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两类现象之间的“相似”之处即“共相”。那么，显而易见，从具体的甲类现象到抽象的共相，这是归纳的结果；从抽象的共相到乙类现象，则是演绎的结果。 甲类现象—抽象化归纳→共相—具体化演绎→乙类现象 《周易》的“取象比类”正是这样的类比思维：“作《易》”是从所观察的具体“甲类现象”中归纳出抽象的“易象”；“用《易》”是从抽象的“易象”演绎到所占问的具体“乙类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