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①，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②。生态经济学作为研究自然生态与人类经济活动内在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规律的学科固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必然包括建构生态经济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以及经济发展的体量上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然而在既要注重生态保护又要强调经济发展的二重境遇中，我们是如何做到二者协同共进的?作为理论层面的生态经济学本可以作出系统化的阐释，但当前的研究还存有拓展空间。因此，基于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共进提供充足的学术解释力，这就很有必要建构生态经济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期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奠定学理基础并赢得国际话语权。 一、生态经济学的时代演绎：一个学术史考察 生态经济学的生成是一个对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批判与重构的过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人们逐渐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学术界为此也出现了类似于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神学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绿色思潮，并从各自的立场对全球性环境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进行着各种争论和探讨，以期能够为人类美好地球家园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作为理论诠释语境中的新古典环境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交织尤为值得关注。 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母体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其主要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而展开的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翰·克鲁蒂拉(John Krutilla)、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帕萨·达斯古普塔(Partha Sarathi Dasgupta)、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埃班·古德斯坦(Eban Goodstein)、斯蒂芬·波拉斯基(Stephen Polasky)等。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大致持有以下主张：一是以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作为基本假设，试图探索某种有效的手段来克服环境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的最大化；二是以环境资源的商品化作为突围起点，认为只要赋予环境以商品的属性，就可以在实际的操作中对其进行适当地保护；三是以“收益—成本”作为主要分析方法，认为环境投入值不值得要取决于总体社会经济效益是否能达到某种平衡点或最优化；四是以“庇古税—产权晰”作为主流应对方案，试图寻求一种能够为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环境资源的商品化或市场化所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问题。一直以来，由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母体“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饱受各种争议，其本质上仍旧是一种基于“收益—成本”计算的经济增长主义，只不过它披上了一件“环境”外衣而已。换言之，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本质上无法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因而人们对其诟病也就越来越多，其中生态经济学就是与其对峙的新力量，并试图寻找新的出路。正如德国学者F.泽尔纳(F.Zellner)所言：“鉴于物种灭绝、雨林破坏、臭氧洞和温室效应等全球性和长期性的环境问题，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日益受到批评，人们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新理论——生态经济学。”③ 就“生态经济学”概念史上看，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 Boulding)在其《宇宙飞船经济学》一文中最早提出“生态经济学”这一概念。当然，真正意义上将此概念落地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这一时期，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式碰头研讨这一学科，主要做了以下事情：一是1982年，在瑞典萨尔特舍巴登举办了一场以“整合生态学和经济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达成共识，即生态学和经济学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建立生态经济学势在必行。二是1987年，在《生态建模》杂志中刊出了一期以“生态经济学”为主题的特辑，引起学界强烈反响。三是1987年，出版了第一本以“生态经济学”为标题的著作即《生态经济学：能源、环境与社会》，作者为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的创始人乔安·马丁内兹-阿列尔(Joan Martinez-Alier)。四是1988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在路易斯安那州正式组建成立，并陆续推动多次会议召开。五是1989年，创办《生态经济学》国际专业刊物，罗伯特·科斯坦扎(Robert Costanza)任主编，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等人任副主编，其影响因子在同类刊物中排名靠前。随着学术界对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推进，人们愈加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能够在生态环境变成不可逆转灾难、生理阈值导致经济社会崩溃之前解决生态和生理阈值问题”④，这个全新的经济体系就是生态经济学。当前，国际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主要有赫尔曼·戴利、罗伯特·古德兰(Robert Goodland)、罗伯特·科斯坦扎、小约翰·B.柯布(John B.Cobb，Jr.)、彼得·G.布朗(Peter G.Brown)、迈克尔·康芒(Michael Common)等人，他们对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创立及实践推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生态经济学家看来，生态经济学是关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交互关系的一门学科，其主要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何以影响生态系统，关心当下最为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重心落在有别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弱可持续性”(weak sustainability)的“强可持续性”(stong sustainability)之未来目标。生态经济学家曾对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人为构造无极限论”“经济增长万能论”“资源配置效率论”以及“错置具体性谬误方法论”给予过深刻批判，并提出了作为生态经济学的以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取代GDP福利指标、以质量型生活原则取代数量型生活方式、以内生型国家自给自足取代外向型全球自由贸易、以传统有机农业取代现代石化农业以及以稳态经济探索方案取代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观点⑤。总的来说，生态经济学的立场和观点是不同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因为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再怎么讲“环境”问题，本质上还是服务于“经济增长”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而相反，对于生态经济学家来说，经济系统应该嵌入生态大系统中，而不是生态大系统受制于经济系统的数理模型或价格机制宰制，即生态经济学所倡导的是生态第一，而非经济第一。所以，生态经济学不追求盲目的、大规模的、线性的传统经济增长，而崇尚一种追求质量的、小规模的、保持较低生产水平(甚至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方案。在此，我们姑且抛开生态经济学必然存在的某些不足甚至是“乌托邦幻想”来看，生态经济学的初衷绝对是“良苦用心”，其出发点优先考虑的是“生态效益”或生态系统承载力，然后再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就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立场和观点而言，其完全是为“经济利润”而“环境化”的，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正因如此，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基于生态经济学的不断摇旗呐喊，其至少在理论上更加受到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