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村生态资源主要包括村庄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推动农村生态资源优势向经济发展优势转化是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背景下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2]。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生态资源治理成为释放农村生态资源价值、推动资源资产转化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3]。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动大规模扶贫开发，倡导扶贫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协同推进。经过四十余年的探索，农村生态资源治理逐步实现从生态扶贫向生态富民的转型，政策体系不断健全，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在此情景下，准确把握农村生态资源的治理逻辑，是推进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应有之义。 生态资源治理是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也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要问题[4]。目前学界围绕生态资源治理开展了大量研究，包括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农村生态资源治理的实现机制、理论模式、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等。第一，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农村生态资源治理不仅应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推动生态资源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资本化[5]；还要健全政府、市场、农民等多主体治理机制，为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提供保障[6]。第二，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理论模式。目前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理论模式主要包括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生态修复及生态治理、生态产业化经营及生态补偿等[7]。第三，农村生态资源治理困境及其成因。制度化与可持续性是农村生态资源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与挑战，包括资源资产转化机制同质化、地方短期行为突出、利益联结机制弱化、制度体系建设滞后等一系列现实困境[8]。第四，农村生态资源治理的优化路径。针对治理困境，学界提出了相应的优化路径与创新策略，包括建立健全资源产权体系、价值核算体系、要素配置体系等[9]。 上述研究呈现出农村生态资源治理领域的学术积累，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遗憾的是，已有研究主要从机制、路径等具体治理维度分析农村生态资源治理问题，而较少从政策或制度层面探究农村生态资源的治理逻辑。鉴于此，本文结合历史制度主义范式，重点分析农村生态资源治理政策的演变及其逻辑，并从演变历程中探索农村生态资源治理政策的优化方向与路径。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农村生态资源治理政策如何演进，二是其背后的政策存续与变迁存在哪些内在逻辑? 二、历史制度主义与本文分析框架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流派，重点关注社会中的制度变迁问题，包括制度形成的宏观背景、制度内部权力的非对称性以及主体间的互动关系等。具体而言，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是嵌入在特定历史脉络中的结构性安排，不仅塑造行动者偏好，也影响行动者策略选择，从而导致制度演进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与渐进调整特征。该理论强调从整体与历史视角出发，将制度变迁嵌入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中进行动态分析[10]。 为了深入揭示农村生态资源治理政策的演进逻辑，本文将历史制度主义融入理论框架，构建“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动力机制”三维分析路径，以增强制度逻辑与变迁动力的理论解释力。一是宏观层面的深层结构分析。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深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结构性因素制约，这些深层结构性因素在较长历史周期中逐步积淀并形成制度惯性，进而塑造政策演进的起点与边界。本文聚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变迁，结合农村生态治理理念、制度供给与治理格局的阶段性变化，揭示农村生态资源政策生成的多重动因。这一分析既回应了制度形成的外部背景，也为识别路径依赖与动力机制奠定了基础。二是中观层面的路径依赖机制分析。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具有自我强化效应，早期政策选择的确立会借助正反馈机制增强其稳定性与延续性。研究识别出“生态扶贫—生态脱贫—生态富民”三阶段政策路径，不同阶段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在政策工具、目标逻辑与执行模式上存在明显的连续性与惯性。路径依赖机制既体现了国家政策对现有生态资源治理体制的内在锁定，也反映出治理优化所面临的结构性制约。三是微观层面的制度变迁动力机制分析。文章从政府、市场、农民等主体的实际参与出发，分析多元主体在生态资源治理中的博弈关系与制度调适过程，揭示主体互动推动制度边际调整与渐进演化的内在逻辑。进而言之，国家目标与地方行为的非对称性、利益驱动下的政策工具创新等构成了政策变迁的关键动力来源(见图1)。
图1 农村生态资源治理政策变迁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将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分析农村生态资源治理政策变迁的核心解释框架，从结构、路径、动力三重逻辑深化对农村生态资源治理政策变迁过程的理论阐述，进而实现理论逻辑与经验材料的深度融合，回应政策演进为何如此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