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聚落形态考古的开展以及多学科手段的广泛应用，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重心逐渐由文化史转向社会史领域。以往由文献史学主导的商王朝国家形式研究这一重大课题，也陆续积累起一些可资讨论的考古材料。本文通过梳理相关考古材料，结合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对这一课题进行尝试性探讨，以促进相关问题的继续深入研究。 一、以往相关认识 《诗经》等先秦文献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经·商颂·玄鸟》)等相关记述，在汉代以降的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圣王治下的泱泱大国，与秦汉以下的专制王朝国家别无二致。 伴随20世纪初西方史学观念的传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对包括商王朝在内的三代国家形式等进行重新思考。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商代的“国家形式”属于“以王为首的贵族政体”，①成为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史学界对商王朝国家政体形式认识的主流观点。此后，不少学者依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或与考古资料相结合，陆续对商王朝的国家形式作出不同视角的解读。先后产生了军事部落联盟②，城市国家(城邦)③，以商本土为核心的方国联盟④，君主专制的集权王朝或集权国家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体制⑥，中央王国和地方族邦的组合体⑦，统治范围很大的地域国家⑧，分割式国家(segmentary state)⑨，共主支配下的广域王权国家(以下简称“广域王权国家”)⑩，复合制王朝国家(11)，军权、王权、宗教祭祀等神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12)和政治关系松散的霸权式邑制国家(以下简称“邑制国家”)(13)等认识。其中，“广域王权国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用来指称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 需要指出，在以考古资料为主探索商代国家形式及其形成与演进机制的研究中，宋新潮较早提出，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都邑为中心的区域，与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基本一致，而商王通过官吏或侯伯间接统治的四土范围与王畿之外的商文化亚区虽大体相当，但实际上却可能要大于商文化分布区。(14)孙华由二里岗文化周边城邑的规模、建筑朝向、大型建筑的规制、高级别墓葬的葬俗与中心都邑的比较，论证了二里岗文化属于商前期文化，周边城邑上层人士的族属为商人，中心都邑对周边城邑具有控制权。他与宋新潮观点接近，认为商王朝的实际控辖范围不仅覆盖了商文化的分布区域，甚至和吴城文化类似的与商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非商文化区，可能都属于商王朝“四土”的范围。(15)刘莉、陈星灿等从聚落形态与金属、盐业等资源控制的视角探讨了包括商在内的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格局及其变化。他们认为二里头与二里岗时期，早期国家呈现出地域集权的特征。黄陂盘龙城等城址是以郑州地区为中心的商人向周边扩张和控制重要资源而设立的区域中心。中商时期集权衰落，多个政治中心并存。商代晚期商王室的政治影响力复苏，但始终无法重获二里岗文化时期那样的霸权地位。(16)王立新从选址、布局与功能视角分析，认为早商时期黄陂盘龙城、垣曲商城等城址是商王朝为控制重要资源产地或交通要道而设立的军事重镇，只见“官署类”建筑而无宗庙类建筑，可称“直辖邑”。通过直辖邑的分布及控制范围，可看出早商时期商王朝控制着很大区域。(17)此外，近年亦有研究涉及商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对周边区域的经略与控制方式等。如方辉的《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18)、韦心滢的《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19)、豆海锋的《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20)等，也都讨论了与商王朝国家形式相关的问题。 综上，伴随商文化编年体系的逐渐确立，(21)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商文化的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网络、对周边区域的经略方式等研究不断深入，结合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重新解读，对商王朝国家形式的探索已取得长足进展。不少学者认识到，以二里岗—殷墟商文化为代表的政体控制着广阔的地域范围。夏商王朝均属“广域王权国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看法。然而，解读商王朝国家形式这一颇具历史学意义的重大课题，单纯依据考古资料显然是不够的。以往从对甲骨文这类第一手史料的研究得出的商王朝实系以商王为实力盟主的方国联合体的看法，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学术认识。更重要的是，商王朝是以何种社会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体？考古学上如何判断商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域？商文化分布区与商王朝疆域究竟是何种关系？商王朝前后期对周边区域的经略方式与国家结构是否发生过重大变化？如何从考古学视角推导商王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些无疑均是关涉商王朝国家形式的关键性问题，需要凭借多元史料的结合尝试予以解答。 二、商王朝赖以建立的社会组织基础 夏商之交，中原地区出现了一批文化面貌处于非稳定状态的遗存。已辨识出来的有郑州南关外下层遗存、化工三厂遗存、洛达庙三期遗存、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遗存、二里头第四期晚段遗存等。这些遗存都或多或少呈现出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因素初步混合的特征，但均缺乏稳定的器物组合。若将它们分别与代表夏人集团的二里头文化、代表东夷集团的岳石文化和代表商人集团的下七垣文化相比，面貌特征虽有不同程度的接近，但其间的变化却十分明显。而与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相比，又尚未具备二里岗下层早段之后形成的稳定的基本陶器组合，也难以归入早商文化。这一时期，正是中原地区由原有的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隔沁水对峙转向早商文化一统格局的关键阶段。(22) 郑洛地区原属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分布区，被多数学者视作夏王朝中晚期统治的腹心地带。上述各类遗存中出现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都系外来文化因素。由这两类遗存成组出现的现象看，已非之前各文化之间的普通交流，反映了两种人群势力的进入。其间必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动因。其实，这种巨变恰恰源自豫东地区。杞县鹿台岗等遗址发现的成组的、特征鲜明的漳河型晚期陶器与岳石文化因素共出的现象即是明证。(23)已有迹象显示，以河北中南部为主要分布区的下七垣文化漳河型遗存，在夏商之际正是沿豫东濮阳—杞县这一夹在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辉卫型之间的狭长“通道”南下，在今商丘、周口一带与东方的岳石文化碰撞、整合，继而逐步西进，最终出现于郑洛地区。(24)在传世文献中，仍然保留灭夏之前商夷结盟的记录。《楚辞·天问》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所指即成汤通过与东方的有莘氏联姻而得到贤臣伊尹之事。《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亦有“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的记载，将商汤与伊尹所在的有莘氏结盟的目的说得更清楚。今豫东的开封、陈留一带，直到春秋时还被称为“有莘之虚”。(25)可见，商汤在伐夏之前首选向东南方向发展，很可能即有与东夷势力结盟而壮大自身实力的战略意图。史载商汤有“景亳之命”，所指即商汤以会盟的形式组成军事联盟的重大战略举措。(26)景亳所在，虽有不同看法，然均不出豫东、鲁西的范围。商夷势力正是在豫东及邻近地区形成强大的军事联合体之后，才进一步西向进军灭夏的。所谓“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经·商颂·长发》)，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反映了此后灭夏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考古发现所显示的时段、遗存内涵特征及分布区域，与文献记载若合符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