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背景下，教育研究到底应该用什么方法?这个问题对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研究方法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复杂。长期以来，在教育研究中常有人讨论究竟是方法重要，还是思想更为关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莫衷一是，因为方法和思想之间的关系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通常认为科学研究是通过方法去探究和解决问题，但这种方法论往往忽视了研究者思想的重要性。思想是研究过程中不可见的力量，是方法与问题相互作用的核心，它超越了方法和问题的局限，决定着我们如何选择研究方法，如何理解问题，以及如何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因此，要深入理解方法和思想的关系，必须从思想的维度出发，兼顾方法的多样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层次性，揭示教育研究中方法与思想交织共生的本质。 一、“方法精致与思想赤字”的悖论：从教育学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谈起 近年来，实证研究范式逐步在中国教育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方法规范化与技术工具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2017年，华东师范大学发布《教育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行动宣言》，将实证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无论是问卷调查、回归分析等量化技术，还是访谈、观察等定性方法，抑或二者结合的混合研究，都成为博士论文和学术成果的常见范式。然而，与方法论的热潮相对应的是思辨研究的相对冷遇，这一趋势在全国百篇优博论文和高等教育学优博论文的选题与方法变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以下简称“百篇优博”)是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组织开展的一项工作。该项评选自1999年起，2013年止，长达15年。据统计，1999-2013年，教育学门类共评出14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3-2013年，共评出21篇获“提名论文奖”。从1999-2013年的论文选题及研究方法可以看出，14篇教育学“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基本属于理论思辨类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主要聚焦教育学自身建构与发展。如石中英的《教育学的文化性格》、项贤明的《泛教育论：广义教育学的初步探索》、熊川武的《论反思性教学》、丁邦平的《国际科学教育理论研究》以及李政涛的《教育生活中的表演——人类行为表演性的教育学考察》。第二类研究主要关注教育实践中的核心关系要素、基本规律以及重要问题。如申素平的《高等学校的公法人地位研究》、胡赤弟的《教育产权与大学制度构建的相关性研究》以及郄海霞的《美国研究型大学与城市互动机制研究》。 另外，自2004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开展了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工作，2018年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创新计划——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文库”。2004-2024年，开展了21届评选工作，共评选出132篇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从早期关注大学理念、制度、文化，到近年转向社会服务评价、博士生职业选择、研究生教育对创新能力的影响等，研究选题越来越微观，方法也日趋“精致”。以2004年首届和2024年最近一届评选论文为例，前者几乎全部为理论研究，聚焦高等教育的思想、理念和历史分析；后者几乎清一色为实证研究，选题具体细分，研究方法以定性、定量乃至混合方法为主，数据分析与模型构建成为论文的标配。整体而言，纯理论研究所占比例显著下降，当“问卷—回归—稳健性检验”成为标准动作，研究却出现“三少”：对本土制度变迁的系统性解释少，对政策困境的规范性回应少，对概念框架的原创性贡献少。本文把这一现象称为“方法精致—思想赤字”悖论。悖论的形成并非源于实证方法本身，而在于“方法—问题”关系的倒置：先用技术划定可操作边界，再寻找可匹配的数据，最终牺牲的是问题意识与理论想象。 基于以上分析发现，20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已经悄然完成了一场“研究范式”的蜕变，即从“基础性选题+人文研究视角”转向“强现实性选题+极致的实证研究方法”。纵观整体的高等教育研究变化趋势亦是如此，从以往重思辨轻实证的研究倾向，到如今实证研究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教育学研究范式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的出现不禁令人产生疑问，为什么优秀的博士论文越来越倾向于实证研究?为什么关注基本理论的高等教育研究越来越少?产生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迎合论文评审要求还是研究者内心对实证研究的高度认可?抑或是因为思想的匮乏，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方法上的精致，以掩盖论文在思想上的缺憾?再或者是由于受到西方工具理性的影响，以数据、模型为主的研究方法被看作“科学”的代名词，所以研究者们出于追逐科学化的目的，而对实证研究趋之若鹜?从实现学科科学化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研究在随波逐流中追求“科学”方法虽然无可厚非，但是需要认识到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不能用方法上的精致和极致去掩盖理论和思想的贫乏。诚如周川曾为高等教育宏大主题的研究辩护所言：“我们在推动高等教育微观问题研究的同时，也要促进高等教育宏大主题的研究，至少不能忽视和排斥高等教育宏大主题的研究。”[1]在技术与数据横行的时代，精致的技术与方法正在削弱“思想”的存在，“思想”的式微又进一步依赖技术与方法的持续改造升级，以致研究方法愈发精致而思想愈发匮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