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空间善治：理论内涵、体系框架与研究展望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革新与全球化进程加速，社会经济的流动性特征发生了深刻变革。以数字游民[1]、网红经济[2]、乡村直播[3]为表征的新流动性现象逐渐成为重塑城乡关系的重要力量。传统流动性以物质资源与人口迁移为核心，具有明确的空间边界与时间持续性；而新流动性则以资本、人员、信息、技术等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的跨界整合为特征[4-5]。这种流动性范式的转变，对乡村旅游地的空间治理提出了全新挑战。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多依赖行政主导与在地化管理，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层级化的制度设计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稳定。然而，新流动性带来的要素跨界流动与权力关系重构，使得传统治理模式在应对资本短期逐利、外来群体过度涌入、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改变了乡村传统物质空间为基础的乡村空间治理体系。一方面，外来资本追求收益最大化，易与本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冲突[6]。另一方面，游客量的激增导致乡村公共资源被挤占，社会关系网络因高频互动与多元主体利益纠纷而趋于脆弱[7-8]。此外，数字技术虽提供治理新工具，却也可能通过平台算法对信息分发渠道的掌控，加剧信息垄断与权力在多元主体间分配的不均等[9]。这些矛盾表明，传统治理框架已难以适应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多元需求，亟须探索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治理范式。

　　空间善治概念为破解乡村旅游地治理困境提供了理论突破。作为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最终目标，善治强调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成效[10-11]。在乡村旅游语境中，空间善治涉及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旅游资源的合理配置，亦涵盖协调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文化传承的多维目标；甚至是数字化下的“脱域治理”，通过虚拟平台打破物理空间限制，使政府、企业、村民、游客等参与主体在“缺场”条件下实现跨时空协同决策与资源调配[12]。值得强调的是，新流动性背景下的空间善治并非简单否定传统治理，而是通过灵活调整治理尺度与工具，融合刚性制度与柔性协商，聚焦流动过程的适应性治理，既回应新流动性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多元实践路径。因此，本文尝试引入空间善治理念，在厘清其理论内涵的基础上，从“目标、对象、主体、尺度、方式”5个维度，系统构建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空间善治的体系框架。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三方面：一是引入“空间善治”概念回应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挑战，拓展了乡村旅游治理的理论视角；二是构建了新流动性背景下空间善治的体系框架，为理解和实践乡村旅游地的协同治理与动态调控提供了系统分析工具；三是根据厘定的空间善治体系框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1 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空间善治的理论内涵

　　在新流动性重塑乡村旅游空间格局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传统治理逻辑面临潜在适应性不足的问题，乡村旅游地亟须一种能够应对新流动性所引发的复杂化挑战的新型治理思路。本文尝试引入“空间善治”概念，探讨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空间善治的理论内涵与逻辑(图1)。

　　

　　图1 新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空间善治的理论框架

　　1.1 乡村旅游地空间治理背景更迭：新流动性的挑战

　　新流动性范式的兴起标志着流动性研究从“物理位移”转向“社会过程”。传统流动性研究聚焦物质资源与人口迁移的物理移动，强调流动的效率与空间边界[4]，而新流动性则突破单一物理维度，将流动性视为嵌入社会文化情境的动态实践，涵盖资本、人员、信息、技术等多元要素的交互流动、跨界整合及其产生的复杂社会效应[13-15]。其理论内涵体现为三重特征：其一，新流动性不仅是空间位移，更是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力网络的再构[16-17]，流动过程本身即映射并重塑着社会结构；其二，新流动性与“不动性”互为辩证，流动的差异性揭示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如资本加速流动与土地资源固化的矛盾[15，18]；其三，新流动性具有“过程性”特质，通过流动实践不断形塑空间功能、主体互动与文化认同[19]。

　　新流动性所驱动的资本、人员、信息与技术等要素的加速流动，推动乡村空间治理从静态封闭模式向动态开放范式转型。游客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催生了新型旅游形态，资本借助短期投资快速介入乡村空间开发，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则显著拓宽并加深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19-20]。这些要素的流动性打破了传统乡村空间的封闭性与稳定性，导致其核心功能属性发生根本性转变：由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静态空间，演变为集旅游服务、文化消费与资本运作于一体的动态复合空间。这一转型在乡村旅游情境下引发了多维度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层面，资本的快速流动性与在地资源的相对固化形成冲突，短期逐利资本的涌入加剧空间商品化趋势，进而导致收益分配失衡并挤压原有住民生计空间[21-22]；社会层面，游客、数字游民及外来商户等群体的高频流动解构了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传统社区认同，主客互动模式由互助共栖转向更具临时性与工具性的关系，诱发公共资源竞争与利益摩擦[23]；文化层面，外来文化的持续渗透与地方文化的消费性再现相互交织，传统文化符号被不断重构与包装以适应市场需求，导致乡村文化表达逐渐趋于表演化与表层化，同时，算法驱动的信息传播易将地方文化简化为可消费的符号化标签，内容呈现存在浅表化与娱乐化倾向，导致文化实践与其原生语境发生剥离[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