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多来年，伴随全球人员、物品、信息、资本和技术等流通的加快，流动性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和新兴范式[1]。新流动性范式下，流动性的研究正在超越地理空间的研究范畴，越来越多学者注意到各类要素的空间流动和分布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动态变化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并尝试构建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之间的理论关联[2-6]。流动力(motility)概念的提出，为地理空间的流动与社会流动提供了有机的联系和可能的分析框架。流动力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即流动资本，类似于经济、社会或文化资本，形成了现代社会学不可忽视的社会分化因素[7]，对流动力的考察有助于加深对“空间形式的社会生产”[8]的意义理解，也是对加速的流动社会所蕴涵的新的运作规律的探索和认识。然而，作为传统社会分化的资本形式之外的新资本类型，流动力是如何基于地理空间的流动实现个体在社会阶层上的流动，目前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亟须寻找合适的案例开展实证探索，以提高流动力概念对现实情境的解释力。 旅行达人是在旅游情境中充分践行了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协同互动的群体。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社交媒介的兴起，诸如美妆达人、时尚达人、音乐达人、美食达人等代表大众流行文化的网络先锋群体接连涌现，旅行达人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旅行达人在网络媒体和大众认知中，一般指的是具有丰富或独特的旅游经历，并因此在网络社交平台甚至现实生活中拥有一定粉丝数量和社会影响力的个体。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旅行达人进行长时间追踪研究发现，旅行达人的旅游实践及其结果兼具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双重属性，他们将个体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历程与其在社会空间位置上的流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转换与融合。因此，本文希望借助对典型旅行达人案例的深度分析，基于流动力视角，通过解析旅行达人的旅行实践及其个人成长的历程，探索旅游情境中主体的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之间转换和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由此揭示旅游流动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反思流动性社会背景下旅行的社会文化意义，同时也为流动力概念提供旅游情境下的案例解释，深化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理论联系。 1 相关研究回顾 1.1 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主要关注个体或群体社会结构位置的变动[9]，社会流动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上，探讨人们在分化的社会空间位置上的纵向流动[10]。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机制受到时下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研究与社会的整体运作和变迁紧密相关[11]。在流动性加快的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大规模人口的地理空间迁移加快，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从相对的“静态社会”向“流动社会”的快速转型[12]。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的背后是人们在特定的空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差异影响下，寄托于“通过横向的空间位移，实现纵向的社会流动”[13]。因此，社会学者也将眼光投射于地理空间迁移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上，他们将地理空间视为一种影响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因素[14]，不同地理区位所存在的就业机会、发展资源、生活机遇等差异将驱使人们产生地理流动的动力[15]，也为个体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提供了重要途径。 在古典的社会分层理论中，经济资本被视为最重要的资本类型，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还是韦伯的阶层概念，对社会流动的讨论都集中在对经济资源的占有上[16]。长期以来，以“职业流动”为主的经济资本提升成为考察个体向具有更好发展资源的地理空间流动的切入点，农民工从乡向城的迁移与职业变迁，正是典型的借由地理流动实现绝对意义上的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提升的案例。获得更多社会资本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也是个体选择地理流动的原因之一，有学者对德国留学生群体的研究发现，跨国流动学习的经历(包括在国外停留的时间、次数和接待机构的数量等)给留学生带来的社会网络资本有助于他们职业资本积累[17]。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和生活机遇等代表消费向度的社会分化正在成为个体地理流动的动因之一[18]。大城市所汇聚的教育、医疗、文化机构等丰富的消费资源，为个体提供了不同于农村、小城市的更好的生活质量和更丰富的生活机遇，这也是我国人口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的关键原因。在地理流动的考察中，学者们重点关注了迁入地的资源优势，不少学者开始考虑迁出地的性质和资源特点对个体社会流动的影响，典型的有“地理出身效应”[19]，如不同出生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资本获得存在差异[20]、个体在家乡的社会网络资本影响其向外流动能力等[21]。在社会学的研究视域下，个体或群体通过地理流动获得经济、社会、文化资本等方面的积累，从而实现社会结构位置上的流动。但现有社会流动的研究对地理流动的关注仍然是静态式的、边界性的，学者们对社会流动的考察附着于固定的地理空间之上，聚焦个体在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状态，关注不同地理空间资源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忽视了流动过程中个体的发展以及流动本身的社会意义，终不可避免地落入“栖居主义”的窠臼中。 伴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流动性转型，传统的“定居主义”受到了批判和质疑[5]。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现代世界正从地方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变，世界上的人、物、信息等的地理流动不再是简单的单线位移，而是呈现网络状和动态化发展的特点[6]，同时，由于流动是具有背景和情境的，流动过程中的线与点(起点与终点)变得同样重要[22]，这就必然要求我们使用新的范式修正以往研究中的静态性和边界性[6]。在新流动性范式下，流动性研究正在超越地理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二元视角[23]，学者们开始关注由流动产生的社会实践和多重社会关系，也不断赋予流动现象背后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6]。而如何将地理空间流动与传统社会学中最为关切的社会流动研究进行有机整合，并建立二者内在的逻辑联系，仍然是新流动性范式富有魅力又亟待探索的研究方向，也是理解当前世界丰富的流动实践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方面。现代社会的空间流动性日益增强，产生了丰富多元的流动实践现象，其中，旅游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地理流动形式之一，与其他流动形式相比，旅游更注重过程性，尤其是过程中产生的主体意义，比如学者们认为背包旅行者就是在特定的旅行路线中与地方邂逅，将地理流动视为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的形式，以及促进个体生命发展和获取意义的元素[24-25]。由此，旅游或许可以为推进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内在理论联系的探讨提供典型的研究情境，这不仅有助于丰富流动性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社会旅游流动的社会文化意义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