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外部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持续上升(Song等，2022)[1]。供应链韧性与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能否适应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也关系到我国能否保持并发挥自身优势，增强产业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李维安和马茵，2022)[2]。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①。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进一步强调，“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②。因此，化解供应链堵点、卡点、断点，提升供应链韧性，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内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陶锋等，2023[3]；肖红军等，2024[4])。作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和“压舱石”，国有企业承担着稳定经济的重要责任(黄速建等，2018)[5]。面对新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国有企业如何提升自身供应链韧性，以更好地发挥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和在供应链建设中的战略性支撑作用，成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国有经济优化布局和结构调整，支持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和关键产业链，以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在重要供应链建设中的主体支撑和融通带动作用。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③。聚焦主责主业并非简单地集中化，其实质在于推动企业将战略重心回归核心业务领域，在主营业务范围内强化主体责任，通过将有限资源集中配置于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主营业务，从而实现更加集约和高效的发展(彭睿等，2020)[6]。其影响效应并不局限于企业内部，聚焦主责主业的经营战略可能会改变国有企业这一重要供应链构成单元的信息交换、风险承担和自主可控水平等，并经由经济技术联系所缔结而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向其他节点传导，进而影响供应链面临风险时的抵抗力和恢复力(Markides，1993[7]；唐清泉和李萍，2016[8])。那么，作为深化国有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举措，聚焦主责主业对供应链韧性具有何种影响？ 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一方面可以通过缩短管理链条、专注核心领域发展，提升内外部信息透明度(Krishnaswami和Subramaniam，1999[9]；周杰和薛有志，2012[10])，增强主体风险承担能力(彭睿等，2020)[6]，以及推进供应链薄弱环节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1[1]；Chu等，2019[12])，从而推动供应链固链、强链、补链和延链，提升供应链韧性。另一方面，基于“信息多元化”假说，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会促使其趋向专业化发展，增加与外部市场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杨志强等，2020)[13]，影响供应链合作稳定性。此外，经营范围的收缩不仅会提升国有企业财务风险以及降低市场应变能力，也易引发创新能力锁定、“垄断者惰性”等问题(Vial，2019)[14]，对供应链韧性建设产生负面影响。可以看出，聚焦主责主业作为国资国企要素资源重新布局的重要策略，现有的经济后果问题研究仍侧重节点企业层面(彭睿等，2020[6]；付彦等，2015[15])。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如何影响供应链韧性？其作用机理为何？现有研究尚未对上述问题形成一致的理论解释，且实证支持相对薄弱。 基于此，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本文将企业聚焦主责主业研究拓展到供应链治理领域，丰富了现有关于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本文从信息畅通渠道、风险承担渠道和技术攻关渠道三个维度揭示了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影响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机理，为剖析供应链韧性的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文献回顾 (1)企业聚焦主责主业的经济后果。部分学者认为，企业聚焦主责主业能够有效降低因过度多元化而导致的“折价”效应，并推动企业将资源集中于核心业务领域，提升经营绩效。具体而言，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代理理论、价值链理论以及动态竞争理论，聚焦主责主业不仅会通过对非核心业务剥离及核心业务整合，释放内部无效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Markides，1993[7]；唐清泉和李萍，2016[8])，而且可以促使管理层专注于核心业务实现管理专业化，提高业务集中度及管理运营效率，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John和Ofek，1995[16]；崔世娟等，2009[17])。聚焦主责主业有助于企业将有限资源投入核心业务，强化企业研发能力，并带来正面的市场反馈(付彦等，2015)[15]。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企业聚焦主责主业虽降低了内部管理协调的运营成本，但必然存在着相应成本增加如融资费用以及外部交易成本等(Williamson，1985)[18]，有损于企业经营绩效(Feldman等，2019)[19]；且聚焦主责主业通常伴随着企业经营范围的收缩，可能会导致管理者经营压力增大，出现“短视”行为，从而对企业经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周杰和薛有志，2012)[10]。关于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的探究中，现有文献表明，以聚焦主责主业为方向的国资优化布局对于国有企业发展具有正向作用，有助于提升其风险承担水平(彭睿等，2020)[6]，增强自身造血功能(谢德仁等，2023)[20]，以及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毛新述等，2025)[21]。 (2)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因素。“韧性”一词最初来源于物理、工程以及材料科学领域，后逐步应用到生态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当中。从经济学角度出发，Gölgeci和Kuivalainen(2020)[22]、Negri等(2021)[23]指出，供应链韧性的实质是遭受市场风险冲击时企业的抵抗力和恢复力。现有研究主要从企业内部特征及外部环境变革两方面关注了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因素。创新是帮助企业建立韧性以抵御供应链中断的重要能力之一(方慧等，2025)[24]，更强的创新能力可以增强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能力、敏捷性和灵活性，对企业供应链韧性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Sabahi和Parast，2020)[25]。陶锋等(2023)[3]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角度出发，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后向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巫强和姚雨秀(2023)[26]基于供应链治理视角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链的交易成本而促进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此外，良好的ESG表现所带来的信息、资金等优势可以提升供应链合作稳定性，并促进企业供应链网络地位的提升(信春华等，2024)[27]。在外部环境变革方面，石大千等(2025)[28]从供应链智慧升级视角出发，认为智慧供应链建设是增强供应链主动能力、供应链反应能力和供应链设计质量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强化企业动态能力，助力企业绩效提升。沈国兵和沈彬朝(2024)[29]从高水平对外开放视角出发，发现贸易协定深度提高所带来的制度环境改善能够降低全球供应链断裂概率、增强供应链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