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中，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起源于科技革命以及由此引致的城市工业部门兴起，技术进步和专业化分工的叠加效应致使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在一个略高于农业制度性工资的水平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工业部门形成了无限供给。受益于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状态，企业家获取超额利润并转化为再投资资本，从而形成了对农村劳动力新一轮的需求。在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城市资本规模得到积累，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持续流动，工农劳动生产率趋于一致，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 刘易斯模型刻画了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所经历的城乡二元结构从形成到消退的演进历程，但其过于强调城市经济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忽略了农业技术进步及其对工业部门的反作用力，从而不能深刻揭示在二元结构弥合过程中农业部门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为此，拉尼斯和费(1961)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农业技术进步的关键变量，并由此在“刘易斯转折点”后定义“商业化点”，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能够推迟工农贸易条件恶化出现的时间节点，对均衡条件下全社会经济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拉—费”模型成功将农业技术进步纳入二元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为分析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论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由分割逐渐走向融合，这既是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调整，也是经济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现实需要(黄祖辉，2025a)。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更快地实现“重工业化”目标，农业农村的战略定位是维系社会稳定以及为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原始积累，因此工农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受到广泛制约(方师乐等，2025)。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城镇化促进人口集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公共服务效能，成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中成功转型的重要基石。而与城镇化相对应的农业现代化在发展初期处于劣势，主要原因是长久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分割”造成各类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导致农村资源大量流失，以及农村各类要素和农产品市场价值被压低从而形成不平等的城乡交换格局(黄祖辉，2025b)。正如“拉—费”模型所指出的，农村的长期凋敝和农业生产率的落后制约了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头40年，“效率优先”是国家在当时所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正确抉择，那么现阶段当“公平”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效率”进一步提升时，战略定位调整和城乡关系改革也成为必然。党的十九大历史性地作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判断，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不平衡，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陈锡文，2024)，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理念，这是对城乡关系的重大战略调整。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同年，《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下文简称《方案》)出台，拉开了城乡融合地方试点、总结经验、全国推广的序幕。随后，各试点片区相继发布实施方案，开启各具地方特色的城乡融合改革行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予以重点突出，随后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及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屡次予以强调，城乡融合逐步成为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制定重大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 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两个核心维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二者有机衔接的桥梁。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的区域经济形态，以县城为枢纽、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通过吸纳周边地区中心城市的人才、资本、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在实现本地化高质量增长的同时为县域内的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注入新动能。县域作为联结中心城市与服务乡村的纽带，承载着独特的地理与社会功能，具有承上启下的战略地位。作为城乡要素融合和产业协同发展的天然载体，县域不仅是城市经济向乡村辐射的桥梁，也是乡村资源与城市需求对接的纽带，是疏通发展要素“进城入乡”堵点和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节点。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优化县域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一体推进城镇和乡村规划、建设和治理”①。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文件表述层面，还是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层面，县域经济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突破口。截至2024年底，全国“千亿县”数量已达62个，GDP总量超过10.5万亿元，接近90％的国土面积、40％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超过50％的人口位于县域②。此外，县域承担了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防止规模性返贫等重大民生任务。虽然国家将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摆在重要战略地位，但仍然面临三大转型升级困境。一是县域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工业发展层次较低。近十年来，我国县域经济中第二产业比重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③，这与以新型工业化为重要内涵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理念相背离。县域经济过度依赖以传统要素积累为主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新形态要素培育渠道不畅，导致创新动能和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冒佩华，2025)。二是县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营商环境落后，导致优质要素加速外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2020年，我国近七成的县级行政单元常住人口在减少，在人口外流的县域中，约15.6％的县域人口减少高达20％以上(吴康、洪辉，2023)，人口和就业过度向城市群、都市圈和沿海大城市聚集导致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常常面临无人可用的发展困境。三是县域“城—乡”纽带功能尚未充分释放，要素双向流动渠道不畅。一方面，中心城市的科技、人才和资本等要素向县域流动的制度性成本依然较高，导致跨地域产业转移停留在中低端价值链环节；另一方面，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引导新形态要素注入乡村和农业的通道尚未畅通，在实践中面临关键资源虽然沉得下去，但是留不下来、用不起来的困境，致使城乡要素流动呈现“半程循环”态势，不利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长期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