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古今中西之争”作为把握传统与现代，以及本土与外来文化关系的思辨性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①这一重要论断中“更有条件”“更迫切需要”等表述实则揭示出，“古今中西之争”不仅是时代之问，也是历史之问；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这四要素的内涵与外延不同，对论争的破解途径及程度也有明显差异，从而使这一议题在当下愈发彰显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古今中西之争”不仅是思想文化层面的议题，还是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现代化转型浪潮中的典型境遇，是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在思想史上的写照。②其中，“古今”之争是中国如何根植于传统社会的辉煌成就，从中挖掘或培育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元素，进而重构思想脉络的连续性；“中西”之争是中国如何破解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找到具有本土化特征、解决本土问题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此观之，“古今中西之争”可谓贯穿于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转型历程。其中，晚清时期的论争以开明思想家的“开眼看世界”为开端。例如，魏源就曾明确表达对“古今”“中西”两对关系的认识。对于前者，他主张以“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③的态度推进改革；对于后者，则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④紧随其后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等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则形成了“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⑤的逐层深入进程。而民国时期则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高峰，开启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思想论争，如东西文化论战、本位文化论战等。相比于晚清时期，民国学人对西学的了解和研究更全面深入，激进派、保守派、折中派等各派别的思想交锋也更激烈，这显著深化了时人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认识。回溯上述思想转型历程，将为当今重新审视和破解这一贯穿百年的思想议题提供鉴往知来的契机。 长期以来，有关“古今中西之争”特别是其与现代化关联的讨论方兴未艾，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研究：一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历史图景，考察“古今中西之争”的形态演进与破解方案(臧峰宇，2023；张志强，2024；郭台辉，2024)；二是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历次现代化探索予以贯通式回顾，分析“古今中西之争”的渊源与历史基础(任剑涛，2020；肖卜文，2024)；三是对晚清“体用之争”及民国时期数次论争进行集中回顾(赵立彬，2006；杨国荣，2014；张宝明，2022)；四是对毛泽东、孙中山、梁漱溟、马一浮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古今中西观进行着重梳理和阐释(林国标，2005；熊月之，2011；袁新国，2024)。不过，上述研究大多集中于哲学、史学等领域，基于经济学特别是经济思想史视角的考察则较为少见，仅有部分研究在整体性梳理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进程时，涉及古今、中西思想的互动与调适规律(邹进文，2015；程霖等，2018；杨春学，2019；张亚光和沈博，2021)。 纵观中国经济学科百余年的发展史，“古今中西之争”始终贯穿其理论创新与知识体系构建的全过程。近代以降，西方各类经济学说集中涌入，每一种学说背后皆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经济实践，这既为中国学人提供了丰富的认知素材，也加剧了其选择的迷茫性；而时人的认知与选择又始终受到传统经济思想的深层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说的前沿理论和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但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解释乏力也日益显现，对西方经济学乃至西方现代化历程的反思促使中国经济学界持续向内、向传统寻求答案。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学科已实现由舶来到自立自为的飞跃，但古、今、中、西的对话争鸣并未终结，反而更加活跃和深入。未来要加快推进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更好地阐释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需凝练古今中西经济思想交融互促的历史逻辑和经验。 本文选取重商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转化历程为典型案例来探析“古今中西之争”，还得益于重商主义的双重属性。其一是“西方性”。作为前古典时期的代表性学说，重商主义不仅广泛应用于西欧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实践，更开启了以国家干预为典型特征的学说谱系，后继的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英国历史经济学派乃至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等无不与之一脉相承(杨虎涛，2016；梅俊杰，2017；伍山林，2018)，并直接影响诸多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因而无论在西方经济学说史还是世界现代化史上，重商主义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遗憾的是，有关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研究却十分稀缺。因而探究近代学人对重商主义的阐释过程，既可挖掘“古今中西之争”的表现形态与破解途径，也可丰富西学东渐相关研究。其二是“复古性”。与19世纪一同传入中国的其他经济学说相比，重商主义的传播存在一个先天的不利条件，即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者的轮番批驳下，其在同时期的西方学界和政策界已成明日黄花，与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以最新为最好”的认知取向恰好相悖；然而重商主义却在近代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阐释，这不能不引人思考，其时中国思想界的“古今”观念是否已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在当前国际经贸领域的热点话题中，重商主义也频频出场，再次印证各种经济思想并非线性迭代，而可能蕴藏深厚的历史余波。 本文研究表明，在近代西学东渐与现代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不仅关乎西方经济学说的本土化调适，更关乎中国经济学科的成长和自主构建，特别是催生有益于中国现代化转型实践的思想创新。重商主义的传播过程对理解上述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启发性。如图1所示，“中西之争”集中表现为重商主义与中国前现代社会自发萌生的“类重商主义”思想之间的实践两歧性，这促使时人深入探索两者的本质差异，进而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独有特征和必要条件产生更清醒的认识；“古今之争”集中表现为重商主义被附以“旧学”标签而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形成脱节，中国学人通过重构经济学说及其发展实践的连续性，逐步挖掘出重商主义潜在的时代价值，也间接激发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及其研究范式从唯物史观，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深层逻辑出发，既揭示了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本质分歧，也指明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演化规律，为中国学人正确认识“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