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并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强调了改善宏观分配格局的重大意义。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作为衡量要素价格变化对劳动回报份额影响的重要指标，在劳动回报的变化中起着关键作用。①当资本与劳动的替代性增强时，资本价格的下降或工资水平的上升可能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②近年来，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止跌回升的趋势，③但不同行业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而服务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已超过工业，并且仍在逐年上升(刘亚琳等，2022)。④不同行业劳动收入变化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要素替代关系?在微观企业层面与宏观行业层面，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是否一致?作为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性的重要角色，政府能否对宏观弹性进行调节?⑤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问题。准确估计不同行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识别政府政策对替代弹性的影响，对于优化初次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Oberfield & Raval(2021)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政府政策，建立了微观与宏观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联系，并利用2016-2020年的税收调查数据，对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微观与宏观弹性进行估计。⑥通过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发现：在微观层面，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中资本与劳动呈现互补关系；在宏观行业层面，制造业资本与劳动呈替代关系，替代弹性约为1.5；而生产性服务业中资本与劳动在2018年及以前表现为互补关系，但在2019年和2020年转为弱替代关系。无论是在制造业还是在生产性服务业，政府政策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降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初次分配格局。此外，本文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于评估政策变化对要素回报份额的影响，并以社会保险缴费率下降为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下降使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上升了0.0647和0.0145。 本文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理论框架层面，本文的核心问题是：第一，构建理论框架阐述微观弹性和宏观弹性的差异与联系，并分解政府政策对宏观弹性的影响；第二，通过将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的变化引入企业异质性视角，分析政府政策导致的要素价格变化对要素回报份额的影响，即“政策弹性”。⑦具体来说，替代弹性衡量的是相对价格变化对要素份额的影响，而这种相对价格变化通常对所有企业一致。但当政府政策对企业的要素价格产生差异化影响时，要素份额如何变化，成为本文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在技术层面，本文主要解决了两个难点：第一，由于政府政策的作用，要素回报份额和要素成本份额存在差异，本文对不同行业的要素回报份额和要素成本份额进行了合理估算；第二，在估计微观替代弹性时，可能面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由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性存在差异，内生性的来源也各不相同。因此，本文针对不同行业分别设计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 目前，已有文献分别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估计宏观弹性的框架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思路：第一种是直接使用宏观数据估计宏观弹性。例如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陈晓玲和连玉君(2012)、郝枫和盛卫燕(2014)、陆菁和刘毅群(2016)、邓明(2017)、李小平和李小克(2018)、柏培文和王亚文(2023)等，但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郝枫和盛卫燕(2014)以及李小平和李小克(2018)均认为资本与劳动力存在互补关系；陈晓玲和连玉君(2012)对不同省份分别估计后发现，大多数省份的资本与劳动力呈互补关系。陆菁和刘毅群(2016)则得出资本与劳动力存在替代关系的结论，与前述研究结论截然相反。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宏观层面数据存在较大测量误差，包括企业价格加成、价格扭曲以及要素份额的测算等影响(León-Ledesma et al.，2010)。第二种是将微观弹性作为宏观弹性的代理变量。例如，Akay & Yuksel(2010)利用1991-1997年加纳的微观企业数据发现，制造业中资本与劳动存在互补关系；陈晓玲等(2019)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得出，制造业微观企业的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为1.103。这种方法能相对准确地识别微观层面的替代弹性，但无法准确识别宏观替代弹性。微观弹性与宏观弹性并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甚至可能存在显著差异(Houthakker，1955；Oberfield & Raval，2021)，这是因为要素不仅在企业内进行配置，还会在企业间进行重新配置，而这种现象无法单靠微观弹性加以刻画。因此，构建一个理论框架，将微观弹性和宏观弹性联系起来是十分必要的。 正因为前两种思路的局限性，部分研究采用第三种思路，即通过构建理论框架联系微观弹性与宏观弹性。Oberfield & Raval(2021)通过理论模型推导了微观企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与宏观资本—劳动替代弹性的关系，并通过估计微观弹性测算出美国制造业的宏观弹性，发现资本与劳动呈现互补关系。基于Oberfield & Raval(2021)的框架，陈登科和陈诗一(2018)、沈春苗和郑江淮(2022)分别对中国制造业的宏观弹性进行了估计，但得到了相反的结论。陈登科和陈诗一(2018)发现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显著大于1，表明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沈春苗和郑江淮(2022)则发现，在大部分年份，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小于1，说明资本与劳动呈现互补关系。尽管这种方法相较于前两种方法有所改进，但研究结果仍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与要素回报的测算方法、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以及测量误差等因素有关。此外，现有研究普遍未将政府政策纳入分析框架。本文在Oberfield & Raval(2021)的框架基础上引入了政府政策，⑧并分解了政府政策对宏观弹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资本与劳动的互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