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经济学的学理定位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1]人文经济学概念提出后，学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不同解读：一种角度是把人文经济学视为新学科，或者是人文领域的新学科，或者是经济学领域的新学科；另一种角度则是把人文经济学等同于人文经济，即人文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例如，文化旅游产生的拉动消费的效应、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的GDP增长等。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文经济学的场景，以苏杭为样板所讲的人文经济学，既不是学科概念，也不等同于人文经济，而是人文与经济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理论和实践的学理性表达。[2]现实中，有的地方文化基础很好，但经济未必发达；有的地方经济发达，文化并不繁荣。这也印证了人文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而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可以说是人文经济学的一个实践样本。有必要以此为样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经济与人文两者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深层逻辑和内在机理，探讨体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模样。[3]3而且，人文经济学中的人文，不仅仅是指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人文学科，还应该包括价值观、道德观。促进经济发展的价值观、道德观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还包括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本文中称为市场道德规范。基于这种定位的人文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学理上分析，人文经济学的深层逻辑涉及文化、人、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以文化人—以人促经—以经育文”。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和道德观。以文化人的作用在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各个市场主体经济行为进行熏陶和引导，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市场秩序的遵守者。显然，人文经济学包含道德规范及其作用。在人文经济学中要求以道德规范促进人的现代化，尤其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道德观规范市场秩序。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养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具有政府和市场都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道德规范所产生的经济发展效应体现人文经济学的精髓。本文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二、市场经济的义和利 人文精神的涵养在于解决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其中包括“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4]。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又提出“以义为先、义利兼顾”[5]的正确义利观。在市场经济中，“义”即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就是社会责任；“利”即商业利益，也就是利润最大化。 价值观与道德观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道德观。转向市场经济后，人们习惯于“在商言商”，似乎市场经济就只是追求私人的商业利益。其理论依据就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即亚当·斯密在其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假说：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最终实现社会的利益。于是就有市场经济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实现社会利益之说。殊不知亚当·斯密在发表《国富论》的同时又发表了《道德情操论》，在书中他指出：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基于追求利益的，人的行为是出于对自己的利益和幸福的追求。但是，我们也会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的同情心会使我们关注到他们的利益和幸福。《道德情操论》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所认为的市场经济单纯追求私人利益的市场价值观的误读。利益与道德是市场经济的一体两翼，转向市场经济制度决不意味着价值观念只是转到唯利是图方面。 针对将什么都解释为人们按自我利益行事、最终实现社会利益之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指出，该说法不能解释问题的另一面，即社会利益并不都是在大家追求自身利益中实现的。有许多社会利益是需要直接追求的。他认为实现制度变迁除了需要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外，还需要包含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企业不是仅仅追求自身的利润目标，还应有主动实现社会目标的意识形态。“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6]59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这意味着市场经济中的价值观、道德观是需要有社会规范的，而且要求企业直接追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实现并不都是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为了实现社会利益，企业不能只是追求自身利润目标，还应遵守社会共同的道德标准，克服市场运行中各种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以实现社会目标、承担社会责任。我们讲的精神文明建设就体现这种道德规范建设的要求。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就有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道德规范。“利”即追求商业利益，也就是利润最大化；“义”即富民厚生、家国情怀，承担社会责任。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南通博物馆时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7]。这种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了创新性发展，涌现出一批以义为先、具有家国情怀的优秀企业家。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在江南地区最早破冰，绝非偶然。家国情怀古而有训。当年被誉为“苏南模式”精髓的集体富裕，就是民营企业家家国情怀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体现。乡镇企业家创业一成功就在本地建城镇，以工补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向城镇转移提供各种基础条件，在小城镇上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转移当地农民，从而创造了就地建城镇的中国式城镇化道路。这正是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现实中也有一些所谓的企业家唯利是图，不惜牺牲社会利益而谋取私利，最终落得个名利双失。这也应该从人文经济学上得到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