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凭借其独特的资源配置方式及激励机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之下，日益暴露出其异化本质与人文缺失的结构性矛盾。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财富分化趋势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难以回避的突出问题。有关G7国家基尼系数的相关研究显示，在1980-2020年间，其基尼系数持续攀升，这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增殖逻辑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尖锐对立。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体系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说基础之上，将理性自利假定为市场经济行为的唯一驱动力，致使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强调的“共情能力”与《国富论》中的“自利理性”完全割裂，市场机制由此沦为工具理性的囚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在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步展现出其独特的活力：既有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不过，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物质增长与精神需求、资本扩张与人本价值之间的矛盾，仍然是重大的现实问题。 人文经济学的兴起，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的命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人文经济学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从“物的现代化”向“人的现代化”深化，它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要求，核心是通过文化价值的内生驱动，推动经济治理从“市场—政府”二元架构向“市场—政府—人文”三元协同的高级形态升级，进而实现市场经济的意义系统与运行逻辑的重构，促进人文与经济交融促进、共同繁荣。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同富裕”的目标等就蕴含了人文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内涵，为人文经济提供了价值坐标。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论述，明确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①；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②，则揭示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的路径。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一系列重要论述表明，人文经济绝非简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通过重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和意义，实现“经济绩效—社会价值—人的发展”的高度统一。 人文经济学所关注的人文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其超越性的革命性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文价值内生化的革命性变化，突出反映在人文要素从外部环境变量转化为直接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并突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形成“文化要素边际报酬递增”的新范式。二是人文要素的嵌入实现了义利关系重构的革命性变化，即通过“义利共生”乃至“以义生利”的新商业伦理，实现“经济绩效—社会价值”的正反馈循环，从而终结了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中的“义利对立”悖论。三是人文要素调节机制创新的革命性变化，即人文要素作为“第三种调节力量”，通过价值观嵌入、伦理规范抑制市场失灵，填补了“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双重真空。可以说，人文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从理论层面看，人文经济是“两个结合”在经济领域的生动体现，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核心命题，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义利统一”“民为邦本”等思想的现代价值。从实践层面看，人文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以人为本”的路径设计。人文经济学的提出与构建，绝非仅仅是发展理念的更新，更是对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时代课题的深刻回应。它致力于打破西方经济学的话语垄断，以中国之经验、中华之智慧，重塑经济学的价值内核与方法论基础，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点和实践突破口。 一、人文经济的必然性 人文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其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可行性不仅源于对市场经济演进逻辑的深刻把握，更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实践。人文经济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的自然延伸，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现代呈现，同时，古今中外的典型实践案例也表明人文经济绝非抽象的理论构想，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现实场景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经济形态。人文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高级形态，其兴起具有必然性。 (一)人文经济兴起的理论必然性 1.人文经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延伸。马克思提出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命题为人文经济提供了哲学基础。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物质产品的简单堆积，而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这一认知和思想在《资本论》中有了进一步发展，突出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即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劳动沦为谋生手段，人的主体性被商品拜物教所遮蔽而逐渐消解。与之不同的是，人文经济恰恰通过将文化价值内生于市场机制，实现了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更加注重和彰显人的主体性。例如，在当代数字创意产业中，劳动者的文化创造力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价值，从而使得劳动过程从被动谋生升华为自由创造。这种“劳动—文化—价值”之间关系的有机统一，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在经济领域的生动实践。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指出：“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③这一论断在人文经济框架下获得新的诠释，即人文经济的兴起不仅是对传统经济模式的超越，更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深度整合与创新运用，通过吸收多元文化、科学技术和制度经验，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进而为全球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立场，又通过人文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开辟了“非异化”的市场经济发展路径，有助于推动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在经济层面的呈现，因而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更具有世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