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在错综复杂环境中仍取得重大成就。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崛起并形成增长极效应，内陆地区借助政策引导和基础设施改善使发展增速实现赶超，全国区域经济呈现出由“点状突破”到“带状联动”再向“网状整合”的演化态势。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期间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新的基点上，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已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一是新质生产力成为新发展动力，发展模式正从传统的要素堆积与规模扩张，转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强调数据、算法等新要素嵌入，推动产业体系重构与价值链升级；二是功能互补成为协调新发展导向，区域协调不再简单追求经济总量的“拉平式”收敛，而是更加注重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推动各地区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形成各尽其能、优势互补的共生系统；三是绿色低碳成为内在新发展底线，“双碳”战略将绿色发展从倡导性目标转变为约束性要求，推动绿色生产力成为区域发展的硬性约束；四是内外联动开放成为新发展格局，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同时，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以及多层次、全要素的对内对外开放新体系；五是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化成为新发展保障，目标从有保障向高质量跃升，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中西部、农村及薄弱地区延伸，夯实共同富裕的民生基础。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与约束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日益显著、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旧有的结构性矛盾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相互叠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任务愈发重要。本文系统剖析“十五五”期间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议题，旨在为实现区域间资源高效配置、缩小区域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探寻破解之道。 一、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结构性差异问题 近年来，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各区域发展环境和基础条件不断优化，但区域经济仍呈现出结构性差异特征。2024年东部地区人均GDP达到12.4万元，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为7.7万元，约为东部地区的62％，东北地区人均GDP为6.7万元，只有东部地区的54％；按照南北维度来看，南方地区人均GDP约为10.4万元，北方地区人均GDP为8.3万元①。可见，无论从东中西还是南北维度，区域发展格局的结构性差异都是一个核心问题。 东中西部的差距表现在经济增速和发展质量上。一方面，从经济增速来考察，尽管2024年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5.2％，略高于东部地区的5.0％，展现出较强的发展动能，但从经济总量来看，区域间仍存在较大差距，2024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为702356亿元，占全国比重达52.1％，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合计仅占47.9％。另一方面，从发展质量视角考察，区域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突出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和创新能力等发展质量指标的差异：东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高，其次为中部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有待进一步提升[1]；在产业结构方面，2024年东部地区各省份的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多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北京市占比超过40％，广东省超过30％，而四川、青海、吉林等省份均不到20％②，反映出产业升级进程的区域不平衡；科技创新的发展差异更为显著，2023年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达42.5万余件，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合计数量(18.9万余件)的2.25倍③，这种创新水平的差距正在形成持续性的发展质量鸿沟。
图1 2010-2024年中国南北地区GDP增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南北维度的经济格局差距同样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南北地区GDP比值由2010年的57.08∶47.92扩大到2024年的64.63∶35.37，这一现象成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特征和典型体现(见图1)。受此影响，2010-2024年北方常住人口由42.3％减少至40.4％，南方常住人口由57.7％增至59.6％。“北人南迁”趋势在进一步强化[2]。中国南北区域的经济发展格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竞争力差异，这在更深层次体现了市场体系成熟度的分异。1978-2022年间，中国南北区域在劳动力人均产出方面的差距呈持续扩大趋势，年均扩张速度达到0.96％，这一差距扩大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化，其贡献率高达67.57％[3]。南方地区多个省份依托新质生产力快速崛起，加快推进以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拉动增长的新引擎。这种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支撑的发展路径，加剧了南北差异的结构性分化，亟待通过区域协同与政策统筹予以优化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