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企业价值创造指企业通过商业活动创造产出，使企业、利益相关者、社会和环境获得价值的过程[1]。在当今全球商业环境中，企业价值的创造不仅局限于经济效益维度，而且愈发注重ESG价值创造。ESG概念强调，企业应将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因素作为价值创造的目标，并纳入企业的投资决策中。 学术界对ESG价值的相关研究呈现“责任”“效用”的对立格局。其中，社会责任范式主张企业应超越单纯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追求，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内化为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史永东和王淏淼[2]指出，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投资者对ESG表现优异的企业要求更低的收益率溢价。该范式强调ESG价值源于道德自觉与社会契约的履行，但存在将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人为割裂的理论缺陷。经济效益范式则从工具理性视角解构ESG的价值创造逻辑，侧重分析其产生的直接或间接财务效益。Goss和Roberts[3]指出，ESG表现优异的企业可以获得更低成本的权益资本和债务融资，并在融资便利性[4-5]、风险对冲[6-7]等方面形成竞争优势。此类研究虽证实ESG的经济效益，却陷入“价值工具化”的窠臼，未能阐释责任担当与效益获取之间的互构机制，导致理论层面的责任与效益割裂。当企业将ESG简化为获取政策支持(如新能源补贴)或消费者溢价(如绿色营销)的工具时，往往倾向于“合规性披露优于实质性改进”，从而诱发“漂绿”行为[8]。总体来看，企业在ESG价值创造过程中存在“责任”“效用”的对立，即社会责任范式忽视经济系统的反馈作用，而经济效益范式弱化价值伦理的约束功能，二者均未构建ESG价值创造的一体化分析框架。 ESG价值与财务价值的兼顾悖论同样存在于企业实践中。为了获得良好的ESG评级，企业往往牺牲部分利润，采取停产整顿、清理垃圾、专项引进减排设备等末端治理措施。邓忠奇等[9]指出，企业可通过成本加成定价机制，将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从而缓解利润压力，但这一做法又需要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可见，如何兼顾消费者利益、企业利润与ESG目标，实现ESG价值与财务价值共生，既是理论上的难题，也是实践中的挑战。 新疆晨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疆晨光”)的实践有效回应了企业如何实现ESG价值与财务价值共生。新疆晨光是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晨光生物”)的子公司，①于2010年投产第一条棉籽加工生产线，2023年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晨光以废弃物棉籽为原材料，生产出了十余种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产品，包括脱酚棉籽蛋白、棉籽油、棉壳、棉粕、短绒、醋酸棉酚和棉籽低聚糖等。新疆晨光年加工棉籽能力超过100万吨，年产值高达50亿元。新疆晨光在财务价值的创造过程中，也创造了ESG价值。鉴于新疆晨光在ESG价值创造方式和成效方面的独特性，本文针对既有ESG价值研究的理论缺口，重点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方面，本文通过梳理新疆晨光的ESG价值创造过程，探索其如何通过废弃物资源化管理，在实现利润增长的同时创造ESG价值。另一方面，本文分析了新疆晨光连续提升ESG价值的内在驱动机制。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ESG理论的研究，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和指导。 二、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ESG的研究常出现在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领域中，学者多采用实证检验方法，将ESG表现作为一个可观测的变量，探究其影响因素及其对财务价值的贡献。相关研究结论可归纳为ESG义务论和ESG效用论两大类。其中，ESG义务论强调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和履行道德义务，而ESG效用论则认为ESG实践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一)ESG义务论 ESG义务论强调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和履行道德义务，主张企业超越纯粹的利润追求，承担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责任。该理论主张企业系统性关注员工权益、消费者利益和社区关系等社会议题，持续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提高决策透明度，并为环保公益事业作出贡献。学术界对上述主张开展了多角度的实证检验。邵剑兵和姜道平[10]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指出，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绿色创新、提高企业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印证了ESG治理模式在多元资本协作中的有效性。毛其淋和王玥清[11]从民生和经济视角指出，企业承担ESG责任对中国民生改善、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蔡贵龙和张亚楠[12]从投资端驱动视角指出，基金公司应签署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以传递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信号。进一步地，肖红军[13]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ESG是组织意愿、行为和绩效的综合体，其目标设定与管理内容已超越传统社会责任，属于共益均衡型企业社会责任范式(CSR4.0)。一些学者进一步解释了ESG的底层逻辑：基于外部监督视角，翟胜宝等[14]指出，监管机构、媒体等外部监督力量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更好地履行ESG义务；基于内部治理视角，Husted和Sousa-Filho[15]则证实了董事会独立性与ESG披露质量呈正相关关系，治理结构优化是企业承担ESG责任的核心保障。 (二)ESG效用论 与ESG义务论不同，ESG效用论出于对直接或间接经济效益的考量，强调企业应践行ESG理念。该学派从经济学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探索ESG表现在降低风险、吸引投资、获取融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风险方面，史永东和王淏淼[2]从ESG风险溢价视角探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中国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杨有德等[16]指出，ESG表现具有抵御系统和特定风险的价值；Albuquerque等[6]、Lins等[7]指出，ESG能够凝聚信任资本，从而起到对冲风险的作用。在投资方面，谢红军和吕雪[17]通过ESG评价来判断企业是否值得投资，证实了企业ESG优势对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融资方面，ESG表现优异的企业可以获得更低成本的权益资本和债务融资[3]，还能获得融资便利性[4-5]。学者在竞争优势、创新和财务价值等方面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所带来的公众认可和合法性支持能够快速反哺企业[18]，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19]，并促进企业创新[20]。王双进等[21]研究了ESG责任承担、竞争战略与财务价值的关系，试图探索不同竞争战略下ESG责任提升财务价值最有效的方式。为获得更好的ESG绩效，学者从治理方式方面展开研究。例如，Porter和Kramer[22]指出，企业应尽早制定有关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这有助于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翟胜宝和曹舜[23]从客户稳定性视角提出，客户更愿意与ESG表现优异的企业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即企业ESG表现越好，客户稳定性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