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球气候危机加剧与生态资源约束趋紧的双重压力下，环境治理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传统环境治理体系主要依赖于政府强制性的规制工具，具体包括环境税、环境处罚等(刘海建和胡化广，2024)。随着制度的变迁与规制理论的发展，环境规制工具日趋多元，环境治理正经历从“外部约束”向“内生驱动”的范式转变，政府角色逐渐向信息中介与市场引导者延伸(王瑞雪，2020)。已有研究对传统规制工具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体系，论证了以“控制—命令”为核心的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约束效应(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但对政府作为信息供给者的软性治理功能定位及作用机制缺乏系统性的探讨。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地方政府正通过环境信用评价积极融入信息供给市场。2013年，环境保护部等部门联合发布《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环发[2013]150号)，明确提出通过构建量化指标体系对企业环境表现进行官方认证，并向社会公开评价结果。①该办法旨在指导各地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进一步推动市场主体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这种政府主导的信用评价机制，实质上构成了对市场信息供给的补充性制度安排。 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与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稳固实体经济、维护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资本市场是一个由信息驱动的市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者获取的公司特质信息有限，进而引发资本市场的非效率行为。环境信用评价对于改善信息在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一方面，不完全的信息与企业的印象管理策略有可能误导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Blankespoor等，2019)。而企业自主披露信息的局限性引发了利益相关者对ESG评级机构评级产品的需求，但不同的ESG评级机构通常对于同一企业的评级存在差异，因此投资者难以比较不同机构的ESG评级结果(Chatterji等，2016)，这种“评级丛林”现象显著提高了投资者对于非财务信息的处理成本。环境信用评价通过标准化信息供给与行政权威背书，实现了对市场噪声的对冲，进而促进更有效率的环境信息共享与公开。另一方面，政府出具的环境信用评价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框架，具有治理工具的本质属性。环境信用等级与监管惩戒、政府补贴等措施的强关联性，使得投资者可以将企业的环境表现转化为可量化的环境违约风险，这种机制打破了传统领域界限，对于失信者，在原有法律规定制裁的基础上，进一步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对其设置障碍或进行限制。因此，这种借助声誉机制约束、激励主体行为的治理工具，能够有效将企业的环境表现与经济表现相结合，促使投资者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必须将企业的环境表现纳入决策信息集，合理考虑企业的环境违约风险溢价。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定价偏误导致的市场资源配置扭曲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甚至危及金融安全，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将具体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监管部门提供的环境信息是否可以改善资本市场资产定价效率?第二，政府提供的环境信用信息是否可以作为市场环境信息的补充性制度安排?第三，政府能否通过信用机制引导投资者认识到环境因素的长期经济价值?本文选择从资产误定价视角来探讨政府环境信用评价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资产误定价是指由投资者决策信息不完全、非理性行为等问题导致的股票价格偏离其基本面价值的现象，且这种长期异象在新兴资本市场中尤为突出(Lewis等，2021)。 本文选择资产误定价的研究视角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资产定价是现代资本市场的核心问题，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市场，市场信息错误整合和投资者非理性交易均会导致股票价格偏离基本面价值。资产误定价不仅给投资者、上市公司和监管层带来不利影响，还会扭曲市场资源配置，甚至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国家经济产生严重冲击(管考磊等，2023)。因此，资产误定价不仅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更是中国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其次，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是导致资产误定价的关键因素之一，具体表现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投资者对企业环境绩效存在显著的异质信念。要想抑制社会资本的污染型投资，需要资本市场能准确判断企业的绿色行为及其成果，在股票价值判断中充分考虑企业的绿色要素，否则股票价格将会传递错误信号，导致资本市场无法发挥绿色资源配置功能(胡天杨等，2022)。因此，绿色成分能否成为资产定价的核心价值要素，关系到中国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全局。本文基于环境异质信念，进一步检验环境信用评价能否帮助价值投资者认识到环境因素的长期经济价值。 本文以2008-202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环境信用评价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环境信用评价能够缓解资产误定价，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环境信用评价对资产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在市场环境分歧度大和投资者异质信念高的企业中更显著，特别是，环境信用评价能够有效缓解中小投资者对于企业环境表现的分歧。同时，对于投资者关注度低、传播媒介关注度高和环境信息透明度低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对资产误定价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说明政府提供的环境信用评价能够发挥“锚定效应”，为市场提供增量信息，而传播媒介扮演着“加速器”的角色，使信号传递效率更高。第三，环境信用评价能够缓解企业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且环境信用评价通过减少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缓解资产误定价。第四，环境信用评价对于低估的股票更能发挥“拉动器”作用，帮助投资者重新评估企业内在价值，吸引长期价值投资者，推动价格修复，引导资金流向环保型企业，提高资本市场的资产定价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