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新兴资产，数据兼具产品与信息双重属性，其通过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产生乘数效应，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参与企业价值创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数据第五大生产要素的地位，推动我国经济迈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元论发展阶段。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据资源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是推动生产方式、治理方式变革的关键动力。中国通信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占GDP的42.8%，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据资源赋能价值凸显。2024年，国家数据局等十七部门印发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提出“推动企业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对数据资源进行会计处理”，将满足资产确认条件的数据资源计入无形资产或存货，推动数据资产化进程。 数据资产化，是将企业数据资源纳入资产负债表项目，以体现其业务贡献和真实价值，并借此实现科学管理的过程（罗玫等，2023）。将数据资产化融入会计价值反映体系，不仅能够实现数据资源价值的显性化，推动从数据采集到资产证券化的全链条优化，加速数据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使其持续创造价值，而且有助于加速数据资源市场流通，促进数据资源合理配置（孙静和王建冬，2024）；同时，还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数据交易、共享和增值服务等提供基础，倒逼企业完善数据管理与治理体系。由此，推动数据资产化，将数据资产价值创造及利益分配管理纳入会计报表体系进行反映和监督，是数字经济时代会计发展的一项重要议题。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24年1月以来执行《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数据资产入表实践为基础，研究数据资产财务呈报理论与实践。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价值创造与反映视角，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企业数据资产化及其价值贡献路径；第二，基于2024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资产入表实践，探讨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 二、制度背景、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1.制度背景。为激活数据要素潜能，赋能实体经济，我国近年来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数据资产化的文件，为数据资产入表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确立了以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为核心的制度框架，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框架，同时提出要深入探索数据资产入表新模式；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提出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开展数据资产计价研究，建立数据要素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机制；2023年8月，财政部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初步规范了数据资产入表的会计处理方式；2023年9月，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数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规范了数据资产价值评估机制，为数据资产入表、交易与流通创造了基础条件；2023年12月及2024年12月，财政部陆续印发《关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和《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提出以充分释放数据资产价值为目标，以推动数据资产合规高效流通使用为主线，围绕数据资产台账编制、登记、授权运营、收益分配、交易流通等环节，有序推进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这为数据资产化进一步创建了会计基础。 2.文献回顾。数据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Guo等，2023；姚会娜和张金昌，2024），被企业视为创新产品、服务和获得商业机会的来源（Akter等，2016）。多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从多个视角解读了数据资产化的价值创造路径，认为数据资产化是数据与产品生产过程结合，促进数据流通交易、参与分配、实现价值创造的必经过程（何瑛等，2024），经历数据资源、数据要素、数据资产三个阶段（王艳和杨达，2024）。对企业而言，物联网数据与产品数据连接能够为企业管理决策提供依据（Hannila等，2022）；在研发、生产、仓储、消费环节利用数据可以降低成本、缩短周期和控制风险（Vial，2019）；通过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服务创新（孙颖等，2025），提升生产效率、优化决策流程、流通对外赋能（徐蔼婷和宋妙缘，2024），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驱动规模收益递增（张明超等，2021），发挥信息载体作用、优化企业治理结构（陈德球和胡晴，2022），缓解信息摩擦与降低供求协调成本（彭正银等，2025）等路径，可以有效赋能企业实现数据要素价值。 数据资产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我国资本市场相关研究验证了数据资产的价值创造效应。数据资产可通过驱动企业内在价值成长和信息环境改善，实现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苑泽明等，2025）；数据资产化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何瑛等，2024），降低权益资本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牛彪和于翔，2024）；数据资产信息披露能够降低股价同步性，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Sun和Du，2024；徐海伟和刘华，2024）；数据资产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提升企业股票流动性（盛明泉和刘泽源，2025），通过吸引外部市场关注与驱动内部数字化变革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张树山等，2025）。然而，张俊瑞和张龙（2025）发现，企业披露数据资产信息会引起竞争者对客户资源的掠夺，影响企业价值。 现有研究虽然从多个角度探索了数据资产价值创造的路径和效应，但由于我国企业数据资产入表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文献采用文本词频等方式计量数据资产信息，无法深入考察企业数据资产真实价值与其业务贡献的关系。鉴于此，本文以2024年1月1日我国《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的实施为契机，在理论探析数据资产化及其价值贡献路径的基础上，探讨数据资产会计价值反映问题，明晰理论与实践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