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重新构思社会政策，以使劳动力市场和家庭能再次获得最优福利，并切实保障未来的成年劳动者能够尽可能高效和富有创造力。 艾斯平-安德森等(Esping-Andersen et al.，2002) 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欧洲社会经济特征的主要支柱。尽管各地区存在多种变体，但欧洲福利体系总体上具有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护方面支出规模较大的特点。这些创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福利体系，在应对当时欧洲经济体面临的社会风险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然而，一方面，这些福利国家面临着不断变化的经济力量和人口趋势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它们也面临着经济政策范式的转变以及欧盟进一步一体化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欧洲福利国家经历了重大变革。第一波变革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这是为了应对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的失业率飙升，也是适应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内部性别角色转变的需要。第二波变革则发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的财政紧缩措施期间。20世纪90年代的变革主要涉及福利国家模式的转型，也就是改变其制度设计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而第二波变革的紧缩政策主要涉及削减福利项目(有时是全面缩减)，福利支出的规模也因此普遍受到影响。 这两个阶段的福利制度变革均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自由化改革，且与集体谈判权力和作用的削弱密切相关。进一步而言，从整体来看，这些社会政策变革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扩张的组成部分，该范式意味着国家角色的收缩，由此导致预算规模缩减、政策关注点从个体与家庭转移到劳动者与企业，并且将社会事务全面纳入经济议程的框架之下。在国际竞争持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团结互助与保障保护的目标逐渐让位于竞争优先的目标。 鉴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财政紧缩措施对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指标造成了众所周知的负面影响，欧盟福利体系如今面临双重挑战：既要通过补短板来确保社会保护充分覆盖(规模层面的变革)，又要适应新的社会风险(制度设计层面的变革)。在旧风险持续存在、新社会风险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本文主张重申欧盟社会模式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关键作用。鉴于此，本文首先阐述欧盟福利体系的主要特征，并比较不同国家组别之间的显著差异。随后分析欧盟福利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经历的转型，以及财政紧缩时期做出的政策选择。本文揭示了这一过程中社会议题逐步服从于竞争这一新经济要务的转变趋势。最后，我们认为，从需求侧福利向供给侧福利的转变进一步抑制了欧盟的总需求，使危机后的经济复苏愈发艰难。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1节阐述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欧盟不同社会模式；第2节聚焦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重大变革；第3节则着重分析欧盟一体化进程对成员国社会政策的深远影响；第4节通过实证数据揭示紧缩措施对社会经济指标的负面影响；第5节总结并提出强化与保护欧盟社会成果的新策略。 1.欧洲福利国家的构成要素 正如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1990)所述，福利国家体制意指那些指导并塑造社会政策决策以及公民与福利受益者供需结构的制度安排、规则和共识。一般来说，欧盟国家的福利体系主要包括近乎免费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失业救济、广泛可及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生育和儿童保育福利。正如艾斯平-安德森(1990，1996)充分证明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制度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各国历史和文化差异。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来看，不同的福利类型或制度一般根据以下四个维度进行区分：(1)决定福利资格和权益的标准(谁有资格享受福利？)；(2)所提供福利的类型；(3)融资机制(由谁支付？如何支付？)；(4)福利计划的组织与管理(Pallier，2010a)。 基于上述标准，学界已识别出四种主要的福利体制类型(Esping-Andersen，1990，1996；Ferrera，1996；Seeleib-Kaiser，2013)：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或称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保守主义模式或称大陆国家模式、自由主义模式或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及地中海模式或称南欧模式(见表1)。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以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荷兰最为典型，这种模式高度重视再分配、社会包容性和普惠性，其福利待遇高且全民覆盖，同时鼓励女性参与就业。保守主义模式或大陆国家模式(如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和卢森堡)则相对弱化财富再分配的必要性，将就业视为社会转移支付的基础，并将福利待遇与收入水平挂钩。该模式维护传统角色分工(比如，男性挣钱养家)，并保留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自由主义模式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爱尔兰和英国)则主要围绕基于市场的社会保障计划展开，社会转移支付规模较小，福利发放具有选择性和家计调查(mean-tested)特征，同时允许存在补充性的私人保障计划。地中海模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的特点是社会转移支付水平低，其社会政策呈现特殊主义和庇护主义特征(Ferrera，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