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皆空、如幻如化的佛教如何对存有问题进行回答，又能否成立一种特殊的存有论或本体论？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佛教内部经历了许多变化，而在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诸如佛性、如来藏、生死染法等有关存有问题的讨论也是中国佛教内部各个宗派进行义理探讨的核心所在。 早期阿含经典的十四“无记”记载了佛教对世界本身恒常与否、有边界与否等问题的悬置。大乘思想兴起后，提出了判断正统佛说的“一切有为法无常印，一切法无我印，涅槃寂静印”(《大智度论》，下文简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标准。从其义理的基本立场而言，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并不承认本体意义上独立恒常的存在：一种不变不断的恒常自性反而正是佛教首先要“空”的对象和目标。但与此同时，“空”并不意味着佛教会走向一种常见误解下的虚无主义，或是将存有问题束之高阁、置之不论。相反，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针对存有问题有过许多深入的讨论，“一切皆空”的性空观与“因缘和合”的缘起观是佛教哲学“缘起性空”根本宗旨的一体两面。 在中国佛教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佛教哲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发生了复杂的化学反应。例如“圆教”的概念融合了早期佛教的判教思想与汉字“圆”所带有的圆满含义，是佛教传入之后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所成长起来的一个新概念，而天台圆教系统对佛教经典的判教分别也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得以独立开宗立派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中国佛教相较于印度佛教的一大特色，就在于高度重视探讨佛性存有问题的“佛性论”问题。针对这些概念和问题的讨论，都为在中国佛学视域中探讨存有论问题提供了广泛的经典依据和理论基础。 一、汉语语境下“存有论”的预考察 我们今天在汉语语境下省察中国佛学中的存有论问题，首先需要明了的是一种“认识论断裂”背后的“后视镜”状态，吴晓明教授在讨论儒学中的存有论问题时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儒学的存有论境域对于我们现在的理解来说，并不是直接可通达的”。(吴晓明，第337页)我们在学术讨论时一方面无可避免地会运用“存有”“本体”等来自西方哲学的概念，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时刻警醒自己这些概念相对于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义理之学的异质性。甚至在这两方面之外，我们还需要对中国传统中常见的“存而不论”“言不尽意”“不可思议”抑或维特根斯坦的沉默保有基本的敬意。因此，针对这些我们今天在汉语语境中已经日渐习以为常的概念而言，如果不事先进行仔细地审查和分辨，我们就容易陷入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问题泥淖中不能自拔，而同时又对自身丰富的经典资源视而不见。因此，经过审查和分辨的概念出发，开放地探讨概念背后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问题及其不同解决方案，可能是一种较为实际而有益的态度。 存有论(ontology)从其词源上来讲，是讨论关于being的学问。我们已经知道，being一词在希腊语乃至整个印欧语系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可以同时表示存在、真以及作为系词这三种含义。西方哲学中与此相关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巴曼尼德，而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首次以“作为存在的存在”(being as being)的定义出现。(参见亚里士多德，第58页)从这个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存有论是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是一种试图寻找存在的本质基础的努力。亚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即是以形式与质料的二分为基础的四因说。从哲学史的立场出发，这一回答其实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的一种发展。①整个西方哲学内部的语境之中，对于ontology的探讨是其漫长学术传统中的重要一环。无论是之后的经院哲学家还是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乃至于海德格尔，虽然他们的学术立场和背景不同，但他们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回答。 Ontology在中文中常见的翻译有本体论、存有论，另外也翻译为存在论、是论，等等。翻译上的不同意见由来已久，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诸如俞宣孟指出ontology是关于being的学问，而丝毫没有关于本体的学问之义。(参见俞宣孟，第17页)ontology虽然是一种针对存在进行发问的学问而其本身并没有太多本体的意义，但是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形成了一套以“本体”来回答“存在”问题的研究范式，他们试图将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归结为一种永恒不变的本体，直到海德格尔认识到一种存有论的差异。 研究者已经指出，中文中没有单个词汇可以表达being在印欧语系里的三种意思(存在、真、系词)，甚至先秦古汉语几乎没有系词。②(同上，第62页)根据这一因素，不少研究者进而推论出不仅中国古代哲学没有ontology的层面，乃至于ontology都几乎无法用中文进行表达。这样的观点其实与从语源学角度过分夸大“存有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差别有相似之处。事实上，无论是用什么语言，无论采取什么进路，任何一种哲学或是思想体系的成立，就必然要涉及诸如本体或存在的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在严肃思考诸如终极关怀这类的问题时也都必将涉及本体或存在，无论是古希腊、中国还是印度，都概莫能外。 实际上，ontology一词无论是翻译为本体论还是存有论，它们出现在中文世界都是相当晚近的，但本体与存有这类的词语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常见于理学家们的著作中。因此，在汉语语境中考虑ontology和中文翻译的“格义”和近代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的“反向格义”问题是多维而复杂的。(参见刘笑敢，第78—79页)我们需要认识到在西方哲学背景下“存有论”与“本体论”之间的张力及其哲学史背景，并与此同时了解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那种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意义下的本体含义与西方哲学ontology之间的差异及两者关注问题的相通之处，并以此为契机通透宋明理学在形上层面对于佛道二教的吸收和消化，则一种严肃的思想交流将在这种相互格义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