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者不尚虚谈，擅长考证。他们将考证方法施于不同的个案，为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基本资料。非碎无以立通，精彩的文献学个案研究，甚至能够改写文学史、学术史、社会史等专题史，刷新人们的认知。站在学科发展的高度来看，作为独立学科的文献学，无往不在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之中。这时候，单有零碎的个案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中抽离出来，凌空俯瞰，发现一些研究动态的共同趋向，从整体把握学术走向，反思其间得失。这种反思，虽然评述的是过往的研究成果，实则着眼当下，以期开拓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方今之世，书籍史俨然蔚为显学，两岸三地的学者，乃至欧美汉学家，都为中国书籍史研究撰写过综述①。由于文献学与书籍史的研究对象存在重合，互动理应频繁，但因诸贤的知识背景与关注重心均为社会文化史，对于传统文献学与新兴书籍史之间的关系，探讨得不够深入。文献学界虽有张升、程章灿、冯国栋、孙岩先后揭示了书籍史对于文献学的启示②，但在讨论书籍史如何为文献学带来启示的同时，也需要思考：底蕴深厚的传统文献学，在扬长避短之余，能否反哺、如何反哺新兴的书籍史? 其实，有关“书籍流通”的论题，天然地站在文献学与书籍史的交汇点上：中国本土的书籍流通研究，一开始即延续传统文献学下的一个分支——藏书史的考证方法与思维方式；近二十年来，它又受到西方书籍史“眼光向下”与“进入过程”的双重启示，逐步突破瓶颈，取得不少新拓展。本文选择部分清代书籍流通的个案研究进行评述，注意个案之间的学理联系。总体来看，这些个案研究的共同取向是愈加重视追索“动”的文献。在“跨域流动”的视野下，沿着清代士人游宦的轨迹，可以看到书籍流通背后广阔的社会文化图景。 一、藏书史与“流通学”的进展与局限 我国藏书史研究的学术范式，发轫于清季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此书旁搜博采，采用纪事诗的形式，为历代藏书家及相关人物(书商、写工、装订工)作传。它不仅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经王欣夫补正后，更以丰富的材料成为后世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参考文献。但此书所论限于私家藏书。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则较早贯通官私领域，从政治、兵燹、藏弆、人事四个方面介绍典籍聚散之掌故③。此后的藏书史论著基本舍弃传统著述体式，主要沿三条路径展开：以收藏方为纲者，通常就某一著名藏家或收藏方，分析其藏书的品类特点；以书为纲者，一般先查考书目序跋的记载，进而结合钤印题识勾画出某一部善本问世之后弆藏流传的脉络；以地域为纲者，则分析某一地区私家藏书之盛衰事迹与风气嬗变。新世纪以来，藏书史的个案研究显露出“静中有动”的趋势。如清代内府刻书及武英殿、天禄琳琅、内阁大库等机构藏书备受关注，学者们对其刻书流通、藏书散佚等问题的探讨日益深入④。然而综观现有成果，无论何种路径，“书籍流通”在这些著作里皆非重要关节。 从动态的角度看，藏书的聚散，就是流通的一环。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典藏编》将“图书流通”安置在“典藏”的框架内，介绍了历代主张或反对图书流通的思想，并将流通方式归纳为出借、赠送、出版销售三大类⑤。张升编著的《历史文献学》则专设“文献的流通”一章，与“文献的收藏”并列；书中对流通的概念、影响书籍流通的主要因素(书价、消费阶层等)、书籍流通的南北地域差异等，都有深入辨析⑥。 在有关图书流通的专著中，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尽管此前已有许振东编《图书之流通》(浙江省立图书馆，1933年)、俞素味《图书流通法》(商务印书馆，1936年)等著作，但主要着眼于现代图书馆的流通业务；李著首次将古代图书流通置于宏大的中国文化史脉络中，将其分为市场商品交易与非商业性传递交流，并深入探讨其社会影响与文化效应，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其后，王蕾、孙文杰、莫耀评对清代图书流通传播渠道开展了更细致的探究⑦。史料愈近愈繁，对于清代书籍流通方式的划分也愈来愈细。需要警醒的是，这种细分的终点何在?无论是某一地点的书摊、店铺、考市的图书售书及租赁，还是流动于某一地区或跨地区的书船、邮局寄送等流通渠道，其实都是商业层面的流通。除了方便叙述之外，细分本身具有多大的学理价值?更关键的是，分类介绍之后，国内研究者对于书籍流通的研究目的与意义都欠缺充分的思考。 再把目光转向东邻。经稻畑耕一郎倡议，日本书志学者对“中国古籍流通学”的专题研究，已经初具规模⑧。大木康在一次演讲中，按照官刻、家刻、坊刻的顺序，分析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方式⑨。高桥智从三个方面论证“古籍流通学”的必要性，认为掌握古籍流通的原理可以复原古籍原貌，辅助版本鉴定，志在“建构正确的古籍流通学体系”⑩。 或许由于“藏书史”的研究积累深厚，导致日本学者倡议的“流通学”也受制于传统的强大惯性。这种无形的掣肘，令“流通学”难以拓展出新的研究领域，甚至不无“新瓶装旧酒”的嫌疑。高桥智论文的副标题“善本和藏书史”，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该领域研究范式固化的局限。永富青地所编《中国书籍史的透视》，副标题是“出版、流通的新途径”，观其“流通”部分收录的论文，基本是在介绍英国剑桥大学、大英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汉籍珍藏(11)。不过，亦有学者尝试跳出这一窠臼：铃木俊幸等学者考察江户时期的书籍流通，利用租书店、供应商、绘草纸屋、药店的原始材料，揭示书籍流通的路径与流程，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为我们展示了日本庶民阶层获取书籍以及阅读的多态图景(12)。但从整体而言，日本汉学界关于中国书籍流通的研究，目前仍多延续传统藏书史的路径，对于民间流通动态、庶民阅读实践等议题的关注尚显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