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再媒介化:音频平台版权内容价值评估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诗雨,女,浙江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传媒经济学、网络文学;张雷,男,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与管理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创新与管理、媒介产业组织与规制(杭州 310000)。

原文出处:
数字出版研究

内容提要:

本研究聚焦于网络文学在耳朵经济下向有声书转化的价值机制,通过深度访谈与民族志观察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深入考察音频平台在版权内容评估与改编中的具体实践。研究发现,有声书作为网文再媒介化的重要形式,凭借其付费转化能力和完整产业链条,成为耳朵经济中的关键细分领域。研究揭示了平台在筛选与改编网文过程中,如何通过数据指标、标签体系、篇幅管理及协同网络构建标准化评估框架,并进一步演化出声优中心制、成本优先型及机器主导型三种差异化内容生产路径。这些路径不仅映射了数字技术对文化生产的重塑,也预示了行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其中平台审美与运营逻辑成为主导力量。以期为理解耳朵经济下有声书版权价值评判标准与改编模式差异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


期刊代号:Z1
分类名称:出版业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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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问题的提出

  数字版权开发在当下被广泛视为释放优质内容价值的核心手段,许多网文平台也将其作为主要的变现突破口,其中有声书成为网文改编新的重要模式。耳朵经济借助声音介质的信息空隙与叠加潜力,为时间注入双重意义,在碎片化时代精准捕捉用户注意力。[1]根据有声阅读头部平台喜马拉雅发布的《2024春季有声阅读数据报告》,2023年,平台累计1163万部有声书、9.8万部广播剧,其中小说网文内容类型专辑量排名第一。不同于短视频等视觉文化的强烈冲击,作为听觉文化的有声书以轻缓地日常渗入与技术赋能为契机走向复兴。[2]

  有声书的版权价值并非天然呈现,而是在再媒介化的过程中被逐步建构与赋形。丹麦学者延森将再媒介化阐释为新旧媒介间的传承机制,新媒介并非完全独立生成,而是从媒介中承继特定的形式规范、内容要素、理论范式乃至意识形态特征,形成一种兼具延续与创新的媒介演化机制。[3]在此框架下,有声书可被视为再媒介化的典型产物之一。它并非全新媒介形式的凭空生成,而是在对既有文本内容的再组织与声音媒介的融合中诞生的混合体。为了厘清其产业属性与媒介特征,有必要明确有声书的基本概念。吴申伦对有声书的概念进行了描述,认为有声书是以人声念读一定文稿而成的音频形式作品,也叫有声读物、听书。[4]业界通常将其与广播剧作区分,后者以对白为主且无旁白,而前者则包含更完整的叙述体系。然而在学术研究中,这两类音频内容常被统一纳入有声书范畴。这种宽泛理解为分析网络文学的音频化转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网文向有声书的转化可被视作典型的再媒介化过程,其核心叙事特征在有声书中被转化为声轨节奏控制的听觉语言。然而,当前关于有声书产业链的研究仍多聚焦于用户感知与叙事表达,针对其版权采购与内容筛选等关键环节的机制性探讨相对不足。尤其是在网络文学的有声化实践中,平台如何从海量文本中筛选目标,评估改编价值并主导合作流程,仍缺乏系统性分析。

  因此,本研究聚焦于网络文学在有声书产业中的价值转化机制,旨在解析其文本特征与耳朵经济场景的适配逻辑,揭示网文再媒介化过程中,有声平台版权筛选的复合评估逻辑,比较不同平台改编策略的生态分野,并考察上述机制对基于网文内容的声音再生产路径及商业变现模式的深层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与田野场域

  研究者于2023年12月至2024年3月,在知名互联网W平台有声书相关业务部门,实地参与了小说版权筛选与内容定级、有声书项目的制作与分发等多个关键环节。期间,研究者以参与式观察者的角色嵌入组织内部,近距离接触平台的内容运营逻辑、跨部门协作机制与版权采购流程,这为后续的田野记录与机制性分析提供了深度观察视角。

  本研究的田野场域主要涵盖四个方面。一是平台内部的版权采购与内容定级流程,版权作为有声书项目的基石,决定着平台的内容资源。研究这一流程首先可以了解平台如何获取优质版权,以及如何对内容进行分类和评估。二是有声书项目的制作推进与协作落地机制,制作环节是将版权内容转化为有声书产品的关键步骤,也是决定有声书最终呈现是否优质的重点。三是内容运营团队的选题策划流程与节目制作日常,运营是有声书项目与用户之间的桥梁,负责将优质内容推向用户,承担着项目传播效果的考核指标。四是与主播、外包团队及版权方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实践,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际互动的构成,协作和沟通的畅通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有声书项目的成败。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一方面,民族志方法强调研究者进入场域、通过长期观察和深描记录社会实践的运行逻辑,适用于探索平台内部对版权内容的评估与合作机制等不易通过问卷捕捉的过程性议题[5]。另一方面,深度访谈则作为补充性方法,帮助揭示平台从业者的认知逻辑及偏好与实践策略之间的张力,本研究共访谈11位相关从业者,具体见表1。

  

  2.3 资料收集与处理方式

  研究者记录平台日常运营活动,实践过程中,研究者积累了包括版权评估逻辑表、内容定级评分标准、项目流转路径等相关资料。同时持续撰写田野日志,记录包括对话和协作行为等场景化观察。为补充参与观察中的理解盲区,研究者对6位从业者开展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围绕“如何判断一个网文是否适合改编为有声书”“平台如何与合作方协调制作节奏”等问题展开,引导其分享个人经验与实际操作策略。本研究结合民族志田野材料与访谈文本,使用两阶段编码策略对平台声音改编机制进行机制归纳与结构分析。第一阶段采用描述性编码(descriptive coding),对文本中的关键词、典型话语和高频场景进行标注,提取平台实践中具有机制指向性的要素。第二阶段采用模式编码(pattern coding),将关键词进行聚类归纳,识别出平台主导声音改编的关键机制单元,如内容判断逻辑、声音审美机制等。编码过程参考了Saldaña对编码类型的分类方法[6],并借鉴Deterding & Waters提出的灵活编码(flexible coding)策略,在编码过程中不拘泥于单一范式。[7]初期采用开放式关键词提取,聚焦于语义显著的表达单元。中期归类过程中,结合田野实际而非预设框架组织机制类型。分析阶段则在结构建构基础上对接理论框架,从而实现了经验语境中的机制抽象与再媒介化路径的解释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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