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一个重大命题。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文化主体性”这一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024年10月，习近平进一步强调：“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2]文化主体性确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基，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文化归属与国家认同基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巩固并进一步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对于建成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逻辑 文化主体性不是主观抽象的产物，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和演化的。因此，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深入研究，需要把主体性的哲学概念及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探讨。 (一)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及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涵 主体性是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西方哲学思想萌芽阶段的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强调应通过自问自省的理性反思认识自身的局限与本质，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思考主体的存在。进入近代社会，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经典命题，强调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理性思维，从而确立了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康德提出实践理性建构本体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 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以往哲学的优秀成果，建立了以实践原则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学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人的实践活动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础，人在实践中不仅认识世界，还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世界，从而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因此，主体性是指主体在主客体关系中所表现的自主性、能动性、独立性的特质，也是主体驾驭主客体的价值特质[4]。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一直在为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及文化革命而奋斗。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5]663-664。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文化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其自身不能作为主体而存在[6]。因此，文化主体性是人的主体性的表征之一，是人对文化进行创造及实践的结果[7]。文化主体性为文化认同提供支撑，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和主体性的理论运用在对中华文化的分析和判断上，我们可以判断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特征。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具有自主创新性、文化自觉性、开放包容性等特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中华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主体性。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形成与危机 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创造中华文明的生活生产实践而形成的。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中华文化有自己的个性和特征。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诞生了如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文化等诸多带有中国特色文化因素的文化支系，二里头文化更是最早标志着中国由之前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8]。在这一阶段，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初显。夏朝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文化中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文化内容，并“确立了华夏文明统一的宗教观与政治观”[9]。商朝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政治制度，还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甲骨文也在这一时期达到基本成熟阶段，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周朝建立了完善的宗法分封制以及礼乐制度，为诸子百家思想的产生积累了文化资源。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夏商周三代千余年的时间里得到显著增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这些思想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和传承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其中最核心的、最基本的儒家文化基因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化主体性在这一时期初步成形。其后，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所实施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政治举措，为中华文化的统一化进程提供了重要保障。秦汉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思想文化与以国家政权统一于中央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度相结合，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得到进一步确立。虽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历经多次王朝更迭和政权交替，但是中华文化基因却始终一脉相承。隋唐时期是繁荣与开放的时代，尤其表现在文化方面，诗歌、舞蹈、音乐等艺术蓬勃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愈发凸显。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思想的兴起强化巩固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也秉持“尊孔崇儒”的态度积极学习和吸收儒家文化。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王朝，各民族之间愈加频繁密切地交往交流。明清时期，多民族大一统格局进一步发展，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实学派兴起，他们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治理国家的坚实思想基础[8]。 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古代中国大部分时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对外交流。“丝绸之路”见证了古代中国与外国的贸易交往与文化交流；隋唐时期因国力强大，对外开放政策也更为积极，与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尤其广泛；宋元时期对外开放的重心逐渐从陆路转向海洋，造船技术的提升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明朝郑和下西洋远至西亚、非洲。中华文化在对外交流中彰显其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汉字为文化载体、儒家思想为精神内核，古代中国与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共同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同时，中华文化典籍如《论语》在欧洲被翻译成英、法等各种译本广泛传播，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了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欧洲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此外，中国的古代医药、天文历法、手工业技术等也深刻影响了世界科技发展的进程。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对外交流中不断演进，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