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创新已成为各国争夺科技主导权、提升综合国力的关键手段[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凸显了创新对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3]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强调要通过强化战略规划、完善科技治理体系，以自主创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双元创新理论，创新可以分为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4]。渐进式创新主要通过对现有产品和生产流程的逐步改进，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性能；而突破式创新则通过根本性地变革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催生新兴产业业态，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和高投入的特征，是推动产业跃迁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4-5]。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2]当前，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主战场。世界各国围绕前沿科技领域展开空前激烈的竞争，并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重构技术体系、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在此背景下，突破式创新不仅关系到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提升，而且将对未来全球产业格局调整发挥关键作用[6-7]。 推动突破式创新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政府、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等主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在创新活动中承担着顶层设计和统筹配置的职能，通过制定战略规划、提供政策支持和完善制度环境，引导创新方向并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8-9]。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重要载体，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展现出不同优势：民营企业凭借其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和市场导向，在技术应用和产业化方面具有活力；国有企业依托资源整合、政策支持与战略执行优势，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中发挥关键作用[10]。值得注意的是，突破式创新通常面临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不确定性大等挑战，需要承受不确定性并持续投入耐心资本加以支撑[5]。耐心资本不仅体现为资本持有期限的延长，更是一个涵盖风险偏好、资源整合能力、治理结构优化及社会责任导向的复合性概念，其核心内涵不仅在于培育与维护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意愿，也包括支撑该战略意愿所需的稳定资本供给与理性经营能力[11]。作为一种超越短期逐利、强调长期价值创造的资本形态，耐心资本能够为企业在人才培养、风险应对与创新驱动等关键领域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9，12]，在推动企业和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依托国有资本，在资金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方面更具优势，能够承受技术研发周期长、失败概率高的项目风险[13-14]；同时，在资源整合、政策支持与容错机制方面具有制度优势[13，15]。因此，国有企业与耐心资本的长期主义逻辑高度契合，在突破式创新中扮演着关键主体角色。 近年，国家高度重视对耐心资本的培育。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16]；同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要推动国资出资成为更有担当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完善国有资金出资、考核、容错、退出相关政策措施”[17]。这些政策为耐心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与政策保障，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突破式创新中的关键作用，保障了创新活动的长期投入和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持续推动其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及新兴产业孵化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18]。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所具备的耐心资本属性，使其在高风险、高投入、高不确定性的突破式创新过程中同时发挥“稳定器”与“催化剂”的功能，从而有效弥补了短期资本在前沿科技支持上的结构性缺陷。因此，系统考察国有企业耐心资本对我国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深化创新资本结构理论研究，也为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政策启示。 二、国有企业耐心资本对我国突破式创新的支撑逻辑 突破式创新不同于渐进式创新，其本质是一种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特征的技术变革路径，核心在于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原创性突破[4，19]。首先，突破式创新需要大量有形和无形资源的投入，其技术复杂性高、周期长，投入强度远超一般创新[5]。其次，突破式创新的不确定性大、风险高，不仅早期技术路径难以判断，而且在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的过程中，还面临工艺改进、产业链协同及用户适配等多重挑战[8]。此外，政策变动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技术落地。再次，突破式创新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准公共物品属性，知识溢出效应显著，社会回报往往大于私人回报，易导致企业在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投入不足，陷入“高成本—低回报—被搭便车”的困境[8，20]。在此背景下，具备长期视角且契合政策导向的国有企业，依托国有资本在资源支撑和抗风险方面的优势，在突破式创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有企业的制度优势与功能定位，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应对高强度投入与高度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与突破式创新对耐心资本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进而成为支撑突破式创新的重要力量。 (一)国有企业耐心资本的制度优势与我国突破式创新的契合性 国有企业因其制度属性与政策使命，天然具备承载耐心资本的基础，在支持突破式创新方面展现出高度契合性。耐心资本是一种强调长期价值实现的资本形态，其核心特征在于不以短期收益为首要目标，而是以长期回报为导向，具有较强的抗波动性与风险承受力[9]。一方面，从资本结构和价值目标来看，国有资本不以资本市场的短期波动为行为导向，而是更强调国家战略导向和公共使命履行[21]。在民营资本投资趋于谨慎、外资避险情绪上升的宏观环境下，国有企业在应对国家重大需求的突破式创新时，更具备承担高风险、长周期和高投入项目的能力与责任[22]。另一方面，国有资产作为耐心资本的重要载体，通过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仅契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要求，有助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也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功能性拓展，进一步巩固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与制度优势[22-23]。相比于政府投资基金，国有企业更具备承担耐心资本功能的能力与制度优势。政府投资基金在长期资本配置和社会经济效益平衡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是构成我国耐心资本体系的重要力量，但因政府投资基金受制于财政依赖、信息劣势、地方保护等机制性障碍，降低了其对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推进作用[22]。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凭借更高的市场化程度和更强的资金实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更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为突破式创新提供更加稳健、高效的耐心资本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