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绿色金融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客观需要，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金融政策。“十五五”时期，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格局发生明显改变的背景下，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紧扣“绿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要义，增强绿色金融服务绿色低碳转型的能力等，需要更具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理论体系支撑，以及更加丰富、全面的解决方案。为此，本文基于当前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现状，以锚定远景目标、解决现实需求、适应未来趋势为出发点，结合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发展路径，以期为制度建设、市场实践等提供参考。 一、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背景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在这之前，中国绿色金融理论框架多依托环境外部性内部化的理论基础和环境金融的工具方法论，强调通过金融工具解决环境问题。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将绿色金融体系定义为：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随后，关于绿色金融体系的研究快速发展。2015-2020年，绿色金融体系相关研究重点围绕宏观设计[1]、发展逻辑与框架[2]等体系建构问题，以及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影响[3]、绿色债券市场发展[4]等绿色金融特定市场领域展开。2020年，随着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的提出，以及绿色金融体系政策框架的基本建立，关于绿色金融体系的研究进一步丰富，更加彰显中国特色，注重以绿色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特征[5]，同时，气候投融资[6]、风险管理[7]、转型金融[8]等特定领域的相关研究开始增多，绿色金融研究的关注点开始从“推动框架建设与完善”向“如何精准提供资金支持”的方向拓展。不同于西方金融以资本逐利为核心的逻辑，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强调金融的政治属性和公共属性，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协同发展[9]。 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金融系统的拓展，“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基点内嵌于绿色金融体系创新[10]。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是在适应全球可持续发展共识、满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应对现代金融体系风险防范要求三重因素叠加背景下而构建发展起来的。一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引导、推动金融资源向可持续发展领域倾斜。随着可持续发展从边缘议题升维至引领全球竞争格局与未来经济发展范式的关键战略，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从早期关注环境问题逐步向气候问题、社会问题等多领域扩展，其理论内涵也从环境外部性的矫正工具升级为绿色发展的系统性支持框架，从传统环境金融的衍生应用升级为支撑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二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为高质量发展，亟须相配套的绿色金融体系予以支撑。所谓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加速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方式的转变本质是从短期功利主义转向长期价值主义、从规模扩张模式转向技术驱动模式，创新周期的延展性与生产要素重构的复杂性需要加快解决传统金融模式下，金融与实体经济期限错配、金融对市场风险认知偏差的困境，通过估值模型的革新、金融工具的创新、制度基础设施的重构等，推动绿色金融理论体系创新发展，形成对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支撑。三是新的风险威胁催生中国绿色金融体系进行适应性变革。在绿色发展框架下，气候风险、生物多样性风险等均可能向金融风险转变，新的风险威胁重构绿色金融的风险逻辑，风险逻辑及不同风险的交互效应推动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实现适应性变革。通过发展绿色金融以增强金融韧性，是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题中之义。 总体来看，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中国逐渐形成促进经济发展与全球可持续进程的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是在本土经济发展实践与全球公共议题治理辩证统一的视角下建立的。该体系通过统筹中国特色内涵式增长模式，以及气候、自然等全球公共议题，构建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导向、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效能基准、内嵌全球公共产品负外部性矫正函数的金融发展新范式。 二、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实践 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涵盖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产品与市场体系、环境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国际合作“五大支柱”。围绕“五大支柱”，中国特色绿色金融体系发展实践取得积极成效。 (一)标准体系：政策演进中的渐进调适与协同治理 “自上而下”的政策引领是中国全面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是由“顶层政策+专项政策+实施标准”构成的多重政策体系，呈现出高位推动、渐进变迁、全面协同的典型特征。 在高位推动方面，绿色金融的政策制度建设从早期单一金融管理部门牵头，到多部门协作，再到国家战略驱动，政策势能的提升使绿色金融的治理框架超越常规金融治理及单一技术性的工具治理，打破碎片化治理与工具化治理下的短视困境，为绿色金融发展注入长期战略定力。 在渐进变迁方面，顺应绿色金融政策位阶的提升以及市场的发展，政策与标准谱系在广度、深度等多方面扩展，呈现立体化演进的格局。在广度上，政策标准的覆盖领域从最初的绿色信贷、债券等绿色金融工具，逐步扩展到绿色保险、转型金融、碳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等；在深度上，政策标准从战略性、方向性、定性引导，向市场激励、金融机构治理结构、定量核算等要求深化。变迁式的跃进是中国绿色金融治理理念升级的体现，通过制度供给与规则形塑的协同作用，形成了兼具战略前瞻性与操作实践性的复合型治理架构。这一架构从战略层面引领金融机构绿色实践，同时促使金融机构将绿色发展理念内化为经营决策的内生变量，最终实现从被动合规到主动创新的转换。 在全面协同方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一项涵盖广泛、需要多方努力的系统工程，重在“全面”。中国绿色金融体系通过治理协同、标准协同、机制协同等发挥作用。在治理协同方面，建立起“顶层引导—地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牵动—各地区广泛探索”的垂直协同架构；在标准协同方面，建立起目录引领投放、货币政策工具衔接、信息披露依托等多维工具包；在机制协同方面，将绿色金融政策与标准的内容与绿色低碳循环体系、美丽中国建设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相衔接。全面协同的模式正在进一步增强绿色金融的综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