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为了更好地构建美国和平形象，同时为其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营造合适的舆论和心理空间，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在多国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为其造势。受冷战“零和博弈”观念影响，再加之出于交流经验和介绍自身和平利用原子能成就的考虑，苏联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在中国等国家也举办了多场巡回展览。深入考察苏联在中国举办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既有助于增进对中苏核科技交流史的研究，亦可以丰富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史的了解。然而，到目前为止学界主要聚焦于探究美国政府提出该计划的动因及介绍美国举办的展览活动，对苏联在此领域的活动鲜有论及①。有鉴于此，本文重点依据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通过对1958年在上海举办的“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以下简称“上海‘原展’”)开展个案研究，力求重新还原中苏核科技交流史上的这段合作往事，探明其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影响，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原因略作分析。 一、“大家来办原子能”赋予上海“原展”新使命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最终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②。1月17日，塔斯社发布“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的声明”，称苏联将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来建立科学实验中心，以发展对核子物理学和原子能的和平用途方面的研究③。1月31日，国务院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接受苏联帮助中国研究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④。在此背景下，4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事业以及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⑤。至此，中苏在核领域的交流合作正式拉开了帷幕。 1955年12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科学界传达前不久举行的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情况，并了解中国原子能事业规划。12月22日，周恩来接见苏联代表团，并于24日同党政军机关1400多位高级干部出席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苏联七位科学家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会⑥。会见期间，苏方应邀将于下一年在北京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以便向中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具体介绍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经验。该展览会曾在1955年8月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展出过，获得国际上的普遍重视和赞扬。 1956年6月15日，“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展出共分为序馆、原子原料及其探测与勘察、原子核反应堆及原子能发电站、核子及辐射化学、放射性同位素在工业方面的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在医学方面的应用以及同位素在农业及生物学方面的应用七个部分。为了提高展览效果，苏联政府还派20多位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专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参加展览会工作；苏联专家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共举行了14次报告会和12次座谈会、问题解答会⑦。 在两个月展览期内共有20万中国科学家和民众前往参观，中国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代表郭沫若院长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这次展览会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仅帮助我国科学界和广大人民进一步了解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辉煌成就，并且促进了我国科学界加强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⑧。有意思的是，作为晚清遗老的许宝蘅在其日记中对此亦有记载：“1956年8月14日(初九日癸丑)八时到苏联展览馆，参观原子能展览，并看电影，不能有所获，于此事毫无知识，莫名其妙，等于盲人扪檠，即在莫斯科餐厅午餐”⑨。在充分肯定北京“原展”核知识普及功效的同时，许宝蘅的上述记载亦从侧面向读者传递了如下信息：其一，随着中国核事业的启动，民众对原子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即便是晚清遗老都概莫能外；其二，由于核工业处于起步阶段，核知识普及工作并不到位，尽管参观者众多，但很多观众大概率会同许宝蘅一样，难以真正了解参展内容。 鉴于1956年北京“原展”开展后曾有参观者介绍过展出内容⑩，故本文不再赘述。取而代之，笔者将考察重点聚焦于上海“原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随着“大跃进”政策确立，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在“大家来办原子能”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到原子能事业发展中来，上海“原展”的展出规模、参展人数、专业学习水平等较北京“原展”都有显著提升，它对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影响也更为直接、深远。 195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题为《全党抓科学技术工作，实现技术革命》的发言，提出应该“大力开展科学普及工作，培养数以百万计的初级工业和农业科学技术人才”(11)。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地方也能办科学事业》的社论，强调“只有掀起一个全民学科学、全国办科学的运动，做到中央和地方办科学同时并举，大型科学机构同小型科学机构同时并举，并且在重点学科和最新技术的指导下大力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科学工作才能得到迅速发展”(12)。很快，二机部提出要在原子能主要的科学技术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必须采取全民办原子能的方针，体现出遍地开花的精神(13)。8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持召开第一次原子能和平利用座谈会，会议就全民办铀矿、大家办原子能科学技术、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时提出“全民办铀矿”和“大家办原子能科学”的号召(14)。9月27日，在参加苏联援建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移交典礼时，国务院副总理、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再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大家办原子能科学，我们还要建立更多的原子堆和加速器”(15)。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家来办原子能科学》，指出“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专家、青年科学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广大群众一齐发动，大家来办原子能科学，原子能科学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关键的问题仍然在于走群众路线。……原子能科学的研究和利用工作也必须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行中央和地方并举，大、中、小相结合、洋土结合的方针”(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