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各红军部队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历史。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重心倾向于中央红军方面。近年，随着各方面红军战史材料的发掘，尤其是对红六军团西征材料的搜集与出版，学界对红六军团西征的历史逐渐重视。既有研究对红六军团西征的路线已有较详尽的把握，对中共一方的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等皆有较充分的挖掘①；然而对国民党一方的材料尚未充分利用，在史料运用方面“较少运用国民党军方面的记录，只是红军自我战史的书写”②。有学者提出要逐步利用国民党方面的材料补正以往研究之不足，亦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研究者应注意搜集整理国民党方面有关苏区的档案资料，如存放在台湾的有关苏区时期的档案；民国时期国民党编纂的史料和文集资料”③。这些成果在拓展红六军团西征的史料方面无疑具有重要贡献，目前红六军团西征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对尚未公开出版的国民党军之间的电文及地方性报刊史料运用尚不充分，对后者的发掘其实更有助于细致了解国民党军与红六军团在军事、政治上的攻防，亦可补足既往军事史研究的阙漏；第二，较少将国共双方材料进行互证，故缺少对双方史料歧义方面的考辨；第三，过分夸大国民党军阀之间的内斗，存在对国民党军阀“送客”行径的迷思(myths)。因此，如能详细运用国共双方档案，剖析双方在“围剿”与反“围剿”过程中的战略战术，无疑更有助于理解红六军团西征途中的困境与灵活应对。 红六军团西征始于1934年8月7日，终于1934年10月24日，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本文主要研究红六军团进入贵州前的西征初期作战，即9月20日止。在重新梳理史实的基础上，弥补既往研究之不足。 一、有目的而无方向：红六军团如水之走隙 以往对红六军团西征的考察，多强调宏观政策与行军过程中对中央“左”倾指挥的突破，较少关注军事策略上国共双方的较量。事实上，在红六军团入湘作战阶段，国共双方在军事上各有优长，红军充分发挥出运动战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国民党则有情报方面的优势，故常能预判红军下一步行军方向而提前设防。但国民党因固守碉堡战术，追击部队每经一处便需耗时换防，致使各追击部队距红六军团常有一两天的距离，加之防守部队用民团而非正规军，给红六军团留下了突围转移的时间与空间。 (一)红六军团向湖南的突围 1934年7月，在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希望十分渺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进行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命令在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执行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开道的任务。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训令》指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④关于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则为红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及其附近区域突围，第一步转移到湘南的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苏区根据地；第三步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当时还是红三军)取得联络。《训令》的主要目的有三：撤离湘赣苏区，向湖南中部发展及创立新的苏区，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建立联系。对于红六军团的具体行动路线，中共似乎也有着较明确的规定。然而实际上，因为敌情瞬息万变，红六军团在行动上灵活反应，红六军团的西征路线踪迹飘忽不定。 8月7日，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中共中央代表、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组成的军政委员会领导，从遂川横石村出发开始了西征。中共中央的意图实际上是让红六军团起到长征先遣队的战略作用，但在《训令》中并未指明。既有研究亦已证明红六军团领导人萧克、李达等人最初并不了解西征意图，不知道自己在为中央红军探索转移路线。⑤但被研究者忽视的是，国民党军队亦无法判别红六军团西征目的。处于前线“追剿”的国民党将领对红六军团动态的反应虽很敏锐，但对其意图却判断不一。8月9日，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刘建绪接到罗卓英和王东原电报后便判断红六军团有折返入湘可能，随后致电蒋介石：“得悉萧匪全部枪四五千，由衙前向东南逃窜……其先头枪匪千余，正围攻衙前守碉团队，后尾尚在溪口，判断该匪定系离巢南窜，并有折入湘边模样。”⑥但8月10日，湘军将领罗霖“俘获”了7名红军，询问萧克军动向后，则立马电告蒋介石称：“投诚匪七各供称萧匪此次倾巢南窜突围，匪巢粮尽，无法维持，企图另谋发展并拟绕道东渡，与朱毛合股等话。……火速派机侦炸，派队截击及尾追。”⑦对于红六军团的规模，国民党军队情报亦不一致。与前述刘建绪电称红六军团全部枪四五千不同的是，柳大琦电蒋介石称：“萧匪主力人约万余，枪半数，倾巢脱逃，其大部齐(8日——引者注，后同)晚在藻林附近宿营，佳日(9日)午后二时继续向西南急窜。”⑧由此可见，国民党将领对红六军团西征系倾巢而出一点似无疑异，但对红六军团人数及目的却颇持异议。可以说红六军团西征之始，便受到国民党将领的密切关注，故红六军团领导人主观上虽未了解西征的意图，但客观上确起到牵制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探索转移路线的目的。 据萧克回忆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十一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⑨历来研究者皆引述此话，却并未深悉萧克部队何以成功突破敌人封锁线。其实国共双方材料皆透露着红军突围战术的巧妙。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特派员谭善和回忆称：“湘赣地方武装独立红四团假称红六军团在东面分兵三路，佯渡赣江，牵制调动了敌人，才使红六军团如神兵天降，来到寨前圩。”⑩谭善和的回忆指出了红六军团突围时有一只佯军掩护，从而确保红六军团主力顺利由赣入湘。此回忆在国民党将领电报中更得到详细印证。此处的封锁线，当指国民党的碉堡战线。如前所述，国民党各部队皆不断汇报萧克军队的行踪动态，何键对此亦是一头雾水，于8月9日电蒋介石称：“近日来函忽到处示疑，东西南北各方均报到有萧匪，究竟何处为真，无法判断，故惟有令各部均就原有姿势堵击。……又据王东原师报告……数日来，到处示疑，惑我耳目，今竟于我封锁线未成之地区逃窜。我原定之聚歼计划失效，殊为遗憾。”(11)何键更在电报中陈述其“南窜其企图虽不明暸”，由此易见红六军团于突围之初便并未集中于一处突围，反采用四处扰乱之计，不断扰乱国民党军队视线，使其不明晰己之意图。同时何键亦无法判断红六军团的具体规模，只能令各部“追击”与“堵截”，企图对萧克军进行合围，但国民党军队显然落了空。刘建绪8月14日电称：“据报萧匪脱围南窜后其主力乘虚于真日(11日)窜抵桂东之寨前附近……该处团义共两队，未能阻拒匪，遂越沙田于元日(13日)逼近汝城。”(12)刘建绪电文于时间线上与萧克回忆无差，此处“团义”指的是当地的“民团义勇队”，为湖南地方的武装力量，其无论装备抑或人数自无法与红军相较。国民党军队守备的空虚无疑为红六军团提供了乘虚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