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矛盾的书信 《金瓶梅》一书的作者、写作背景与成书过程，一直是《金瓶梅》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学界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其原因一方面是史料的限制，导致我们对《金瓶梅》成书和早期传播所知甚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作者刻意掩饰，不仅“借宋写明”，还刻意隐藏所处时代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使得研究者往往只能针对书中的名物、制度、语言、地名等进行考证，其结论多无法坐实，导致争议不断。由于有关《金瓶梅》成书的史料极少，而《金瓶梅》的作者又时常借鉴一些话本、文言小说情节，征引一些诗词与散曲小调，所以学者们尝试在素材来源中寻找作者留下的蛛丝马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曾分门别类地指出《金瓶梅》所借用或作为穿插使用的材料，包括：《水浒传》，话本和文言小说9种，《宝剑记》等戏曲14种，套曲20组，散曲103种，宝卷3种①。此后周钧韬更接续韩南，逐回详细考证《金瓶梅》的素材来源②。此外，还有如黄霖发现《金瓶梅》对《开卷一笑》中一诗一文的引用③，程毅中考证出《金瓶梅》借鉴了《花影集·丐叟歌诗》的情节④等重要发现，这些素材的溯源工作为《金瓶梅》的成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金瓶梅》所抄引借鉴的话本、词曲多为民间作品，许多本身就无法确定作者和最早出处，也不反映特定的时代背景，难以利用它们直接考察《金瓶梅》的成书和背景。比如虽然历代评论家普遍认为《金瓶梅》是“指斥时事”⑤，“盖有所刺也”⑥，但究竟反映何种“时事”，讽刺的又是什么，尚缺乏有明确时代背景的文本证据。 其实在《金瓶梅》中有一处文字出自与《金瓶梅》作者同时代人的书信，具有重要的坐标参照意义，却被研究者所忽略。该文出现在第四十八回。在前一回《王六儿说事图财 西门庆受赃枉法》中，扬州城的员外苗天秀应表兄黄美之约赴东京，结果在途中被家人苗青联合艄子陈三、翁八两人图财害命，事发后，陈三、翁八被官府捉拿并问斩，苗青却因为重金贿赂西门庆得以逍遥法外。此后苗家的小厮安童一路到开封寻苗天秀的表兄——时任开封府通判的黄美申冤，黄美随即修书一封，让安童投往山东巡按御史曾孝序。在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参劾提刑官 蔡太师奏行七件事》的开头，作者将这封信完整地揭出： 寓都下年教生黄美端肃书奉 大柱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门下： 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报瑶章华札，开轴启函，捧诵之间，而神游恍惚，俨然长安对面时也。每有感怆，辄一歌之，足舒怀抱矣!未几，年兄省亲南旋，复闻德音，知年兄按巡齐、鲁，不胜欣慰，叩贺，叩贺!惟年兄忠孝大节，风霜贞操，砥砺其心，耿耿在廊庙，历历在士论。今兹出巡，正当摘发官邪，以正风纪之日。区区爱念，尤所不能忘者矣。窃谓年兄平日抱可为之器，当有为之年，值圣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时，可乘此大展才猷，以振扬法纪，勿使舞文之吏以挠其法，而奸顽之徒以逞其欺。胡乃如东平一府，而有挠大法如苗青者，抱大冤如苗天秀者乎!生不意圣明之世，而有此魍魉!年兄巡历此方，正当分理冤滞，振刷为之一清可也。去伴安童，持状告诉，幸垂察。不宣。仲春望后一日具。⑦ 《金瓶梅》全书共有五封书信⑧，这封信是全书字数最多，结构也最为完整的一封，洋洋洒洒三百多字，在《金瓶梅》中十分罕见。有研究者认为“除了格式的严整，此书措语的典雅，文心的曲折，都非一般书会才人所能”，所以判断《金瓶梅》的作者“必是一位官场和官员用文的写作高手”⑨。但我们细读该信，却发现一些问题。 首先，曾孝序与黄美是在第四十七、四十八回才初次登场的，并非《金瓶梅》的主要人物，作者却在信中费心为两人安排了各自的身份和过往，如“长安对面”“省亲南旋”“老翁在家康健”等，这在《金瓶梅》中并不寻常。书中其余四封书信都是西门庆与翟谦、陈洪等主要人物的通信，都有推动剧情的需要，且文字简明扼要，直奔主题，不像这封信一样洋洋洒洒。 其次，根据周钧韬等研究者的考证，第四十七回的情节实际出自公案小说《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中的《琴童代主人伸冤》一回⑩。在原来的情节中，主持判案的是包拯，在《金瓶梅》中，作者将包拯换成另一位宋代的真实人物曾孝序(11)，又增加了苗家小厮安童到京城寻黄美，以及黄美写信的情节，并用一封长信交代曾孝序与黄美的关系，而这封信在原小说中是不存在的。作者为何会置主体情节于不顾，大动干戈地创作这样一段文字呢?此前韩南就曾敏锐地指出《金瓶梅》第四十七回的不同寻常，认为这一回的所有人物都是初次出场，“以前从未发生这样情况，即使在场景变动频繁的最后十回，至少有一些人物是读者所已经熟悉的”，认为这种突然在小说中插入一段别的话本情节的做法“可能导致小说情节的唯一较大的中断”(12)，在《金瓶梅》中十分罕见。可惜韩南之后，并没有研究者再深入考察这一奇怪现象。 最后，如果细读这一封信，会发现其结构十分奇怪，私信不像私信，公文不像公文。按作者的叙述，这封信本是黄美托同年曾孝序为死去的表弟主持公道，但信中却用大半的篇幅追叙京城旧情，以及去秋收到对方诗作的感慨，随后笔锋一转，恭贺老友“按巡齐鲁”，恭维他“抱可为之器，当有为之年”，最后才草草提及发生在东平府的苗天秀冤案，期待曾氏“振刷为之一清”。前半部分追叙老友旧情，可谓含情脉脉，后文交代所托之事则仿佛公文一般一笔带过，十分生硬，难怪作家格非曾评价这封书信“既有私人信函的温文与情谊，也有公文式的高调与堂皇”(13)，虽未能深究原因，却正好从侧面道出了这封书信失衡的结构与迥异的文风。那么它为何会前后失衡，如此特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