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在论及明初文学思想时，一般均以“鸣盛”作为对洪武时期主流思潮的概括，然后就进入永乐之后台阁体的论述。就总的历史倾向看当然也大致可信，但同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在三十余年的洪武年间，其实依然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如果说在洪武元年至五年这一时段，由于撰修《元史》与制作礼乐书的需要，将数十位文坛精英征召至南京，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京师文会，从而构成了典型的鸣盛文学思潮。但在此之后，文坛便转向追求隐逸、歌咏山水的清远之音。大概由于此类创作分散而不易聚焦，故而以前学界鲜有论及者。但忽视此一大量存在的诗文创作与文学观念，显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一、徐尊生辞归所引起的仕隐话题讨论 如果仔细追溯转向的开端，则可以史局与礼局的解散为起点。宋濂在其《味梅斋稿序》中对此有具体的表述：“洪武初，余奉诏总裁《元史》，于时预执笔者凡数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与之周旋会聚，间一休沐，辄相过从饮酒为欢。酒阑气盛，抚掌大噱，论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时之乐哉!然当是时，诸君者皆壮强无恙，余虽稍长，亦未耄老，方以为此乐可以常有，未知其为乐也。及后，未数年，人事稍稍乖殊，或得州县官，散之南北。或以老癃疾疢，引归田里；或抵法遇患，转徙远方。求如旧时之欢须臾而不得，然后知此乐之难遇。每一思之，不知俯首怆心，而继之以叹息也。又况余年愈耄，触事愈多，而英才凋谢愈尽，虽欲不思，何可得哉!”①可知，当初文人聚会京师时的诗酒快诗、意气风发，的确是鸣盛的气象与格调。但随着文人的离散，昔日之景象已不复存在。其实，朝廷开始征召文人预修《元史》及礼乐书时，便有借病归隐者，其中操琬、杨维桢与许汝麟是突出的代表。操琬为元末名儒，杨维桢、许汝麟则为前朝进士，他们均已年逾七十，心中多有顾忌且身体多病，寻找各种理由归隐是可以理解的。令人关注的是，其他参与修史撰礼者中也多有书成后辞归的。以首次参与撰修《元史》的18人为例，其中赵壎、朱右、汪克宽、王廉、胡翰、宋禧、陈基、赵汸、张文海、徐尊生、傅著、王彝12人均辞归田里。稍后礼局被征召的10余人中，亦有徐一夔、鲁渊、刘于、梁寅、胡行简、刘永之、陈谟、张翨，可考者8人拒授官职而归隐。修礼书之士多为在元朝曾中进士或任职朝廷者，故其甘于隐居著述亦在情理之中。而预修《元史》者皆为元末隐逸之士，何以亦大多重归山林，便是值得考察的现象。探究当时文人辞归原因，大致包括年迈、多病、行孝、惧祸及求适等，难以一一细述。关键是此种行为牵涉到文人仕隐的重要问题，由此便会及山林文学与台阁文学观念的纠葛产生密切关联，故而需要加以论述。 论及修史与撰礼诸人的仕隐问题，徐尊生具有典型案例的剖析价值。徐尊生(生卒年不详)，字大年，号赘叟，浙江淳安人，在元末颇有文名；洪武二年，以隐逸召修《元史》，书成后自引求去，被朝廷留之编修礼乐书；洪武三年，《大明集礼》成，书成后始得归乡；洪武六年九月，以翰林学士宋濂荐与修《大明日历》，书成后又固辞还山。“拂帝意，出为陕西教授，未行而卒。”②徐尊生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其屡征屡辞的曲折过程，更在于历史留下了其本人关于此事的诗作以及诸多为其送行的诗文，这对于当时文人心态的研究可谓有文献可征。就其本人而言，他始终向往山林隐逸而不愿出仕。其《呈崔尚书》诗曰： 愚生何所长，有若不材树。臃肿复拳曲，蒙庄匪虚语。大患缘有身，过客栖逆旅。常怀沟壑忧，宁轸经济虑。分甘老山林，谁复叹迟暮。州司忽见临，驱迫出蓬户。欲行势仓皇，不行恐遭怒。束书竟登涂，妻子那暇顾。史笔岂所堪，努力强枝拄。未免取谤讥，何从得褒予。金币落九天，深惭圣恩误。陛辞许还山，老不任驰骛。砚田久已荒，尚可不归去?况予燕雀姿，难簉鸳鹭羽。樊笼久饲养，反是损天赋。自秋俄及冬，恳款曾屡诉。情急鸣声哀，何啻啼婴孺。恭惟及物心，四海仰霖雨。便期副所祷，俾遂屏幽素。江头买归舟，凌晨首先路。③ 该诗虽是一首呈送朝廷官员以表达请求归隐的应酬之作，但依然体现了作者对于仕隐的真实态度。全诗的核心主要是围绕自己何以要归隐而展开，其要点有二：一是自身无经济之才，又加之年老体衰，无法胜任朝廷所赋予的重任；二是自己没有入仕兴趣，不习惯于官场拘束。故而他才会发出“分甘老山林，谁复叹迟暮”“况予燕雀姿，难簉鸳鹭羽”的感叹。当然，其中也传达了他对朝廷征召隐逸态度的急躁与粗暴：“州司忽见临，驱迫出蓬户。欲行势仓皇，不行恐遭怒。”如此情状已无法保持儒者的尊严与体面，自然令其窘迫而失望。所以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友人，闻知朝廷应允还山的消息都是开心愉悦的。钱宰归乡时他便写诗庆贺：“都人共羡杨司业，乡友争迎贺季真。”④以徐尊生的名气之高与屡次辞却朝廷授官的举措，自然会成为当时文人议论的重要话题。其中包括高启、宋濂、吴伯宗等为其所作的送行序文得以保留下来，展现了不同立场对于该话题的理解。 高启有一诗一文为徐尊生送行，根据其文中有“若余遭逢明时，不能裨益万一，怀恩苟禄而不去，于先生盖有愧焉矣”，则知其所作时间在洪武三年八月辞归之前，也就是为徐尊生修完礼乐书后的归乡所作。高启送行诗对其辞官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清风在翁振千古，唾视轩冕浮轻埃。心怀高洁犹可睹，时吐片月峰头来。先生当代词林载笔有良史才，不展调元手，居鼎台。却思钓台亟归去，胸中之乐何如哉!胸襟洒落何如哉!”⑤高启将徐尊生比作汉代的隐逸高士严光，说他本来具有良史之才，却不恋慕朝廷的高官厚禄，展现了“唾视轩冕浮轻埃”的高洁情怀，故而一再咏叹其“胸襟洒落何如哉”。在赞叹徐尊生的背后，无疑隐含着作者的羡慕之情与向往之志，也代表了史局中多数书成归隐的文人情怀。然而，在广招隐逸而出仕新朝的明初，此种“唾视轩冕”而颂扬归隐的倾向显然是与朝廷政策相左的，诗歌作品可以情性挥洒，散文作品则必须在理论上给予解释，为徐尊生，也为自己的辞官归隐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当然难不住高启，他在《送徐先生归严陵序》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