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子的个体人格与精神范式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敏俐,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与文化。

原文出处:
中国诗歌研究

内容提要:

《橘颂》原出于楚辞《九章》,自王逸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屈原流放江南的晚年之作,但诗中内容与屈原晚年经历不合,也与《九章》等其他各篇不类。清代以来又有作于屈原早期之说,并以《仪礼·士冠礼》相参,认为是屈原行冠礼时所作,但是并不符合冠礼体制。结合上博简《李颂》《兰赋》,本文认为此诗当作于屈原早期任三闾大夫之时,颂橘之品格,歌伯夷之德,既用于贵族教育,更用于自励。屈原在《橘颂》中所高扬的“独立不迁”的个性品格,是他的终生坚守,也贯穿于《离骚》《天问》《九章》《卜居》《渔父》等作品之中,由此而形成了以美政理想与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双重固持”的屈子精神范式。这一范式,经淮南王、司马迁、王逸、刘勰、梁启超等历代学者之阐发而日益光大,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不朽的文化意义。


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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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屈原的作品中,《橘颂》是重要一篇,它本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篇,是对屈原个性品格的生动写照。在宋代以来的屈原研究中,人们更关注屈原的美政理想,并将其与“爱国”精神结合起来,从而将屈原定义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但屈原之伟大,不仅仅因为其“爱国”,还因为他有独立的个体人格。他至死也不放弃美政理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更不愿意委曲个性,“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个体人格的坚守与其对美政理想的追求密不可分,由此而形成独特的精神范式。因此,只有发掘屈子伟大的个体人格,研究其独特的精神范式,才能对屈原有更好的理解,更好地继承屈原精神。屈原的这种“独立不迁”的个体人格坚守又集中体现在《橘颂》一篇,并贯穿于屈原的所有作品。而关于《橘颂》的研究,则多有争论,或认为其为屈原晚年流放江南之作,或认为作于屈原早期。近年来上博简《李颂》《兰赋》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这篇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下面,就让我们先从《橘颂》说起。

  一 关于《橘颂》的研究与解读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橘颂》本是《九章》中的一篇,但是这篇作品与《九章》中的其他篇章多有不类。一是文体不类,《九章》中其他各篇都是《离骚》体,而《橘颂》却是四言体。二是内容不类,其他诸篇都与屈原晚年的流放生活有关,而此篇只是单纯的借物言志。因此,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一直存在争论。一种看法以王逸为代表,他认为《九章》中的所有作品都作于屈原晚年,是他“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之作,并在“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后面作注曰:“屈原见橘根深坚固,终不可徙,则专一己志,守忠信也。”在“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下注曰:“言屈原自知为谗佞所害,心中觉寤,然不可变节,犹行忠直,横立自持,不随俗人也。”①但是也有人认为这首诗应该属于屈原的早期作品。如陈本礼《屈辞精义》说:“《橘颂》乃三闾早年咏物之什,以橘自喻,且体涉于颂,与《九章》之文不类。”“其曰‘嗟尔幼志’‘年岁虽少’,明明自道,盖早年童冠时作也。”②今人多同意此说,但也有不同的解读。如金开诚等人就认为此诗“可能是屈原担任三闾大夫时的作品。三闾大夫的责任是教育皇家子弟,屈原写《橘颂》,是要对学生进行思想品格的教育。《橘颂》是一篇教书育人的作品”③。

  在以上三种看法中,当代学者最倾向于早期说。诗中明言“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又言“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这应该是最好的内证。王逸因为将《橘颂》视为屈原流放之作,所以对这两句的解释便很牵强。他先将“嗟尔幼志”两句解释为“言嗟乎众臣,女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异于橘也”,这无论是从句子本身还是从上下文来看都是说不通的。接下来他解释“年岁虽少”两句,承认这是指屈原自己,“言己年虽幼少,言有法则,行有节度”,但是接下来却说“诚可师用长老而事之”,这两句的解释也明显不通,而且与上两句的解释互相矛盾。后人赞同王逸之说,将此诗看作屈原流放后的作品,对这几句诗也各有解释,如王夫之解“嗟尔幼志”说:“木之美恶,各从其种。当初生而已为嘉树,喻贞邪各从性生。”又说:“木之寿者,或数百年,橘非古木,故曰年少。”蒋骥也说:“橘无松柏之寿,故曰年岁少。”这种解释从表面上看弥补了王逸之说的不足,维护了流放之作的说法,但是却与诗的章法结构不合。此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颂橘,第二部分为颂人。从诗中的结构和文意来看,自“嗟尔幼志,有以异兮”以下都是颂人,因而接下来有“苏世独立”“闭心自慎”“秉德无私”“行比伯夷”等紧密相连,若将这两句诗解释为颂橘,那么整首诗的下半部分便无法解释得通。由此而言,将此诗看作屈原早期以橘言志的诗作就更合乎诗意,也更合乎情理。更何况,“本篇所表现的情绪,和屈原迁逐江南以后的其他作品,有着极大的悬殊,这更是任何读者所能体味到的”④。所以,从文本综合分析来看,还是陈本礼将其视为屈原早期作品的解释更为可取。同时,他还颇具慧眼地将这篇作品与古人成年时行冠礼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启发了当代学者的思考。如赵逵夫等人将《橘颂》与《仪礼·士冠礼》中的《冠辞》进行类比,或将其视为“举行冠礼时明志之作”⑤,或认为是屈原为他父亲“代拟”的“给他加冠而读的《冠词》或曰《冠辞》”⑥,或认为这首诗就是屈原“模仿冠礼仪式中之祝辞而作《橘颂》以自励”⑦。但是这种说法可能只看到《礼仪·士冠礼》中的《冠辞》与《橘颂》中都有“幼志”二字和四言诗句的表面相同,而没有看到“二者之间巨大的精神差异”,因此,这种说法显然是一种简单的类比,我们只要将《仪礼·士冠礼》中的《冠辞》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二者的不同。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

  再加曰:“吉月令展,乃中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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