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迁。在人口流动加速、经济形态转型与社会关系重构的三重变奏中，传统村落共同体面临实体空间解构与数字空间重构的双重挑战。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3.13亿人，[1]村级电商服务站点突破15.8万个，[2]这昭示着数字技术正深度融入乡村社会。然而在技术渗透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更深层的文化断裂——农民与村“两委”的经济纽带日渐松弛，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遭遇数字平台算法逻辑的解构，乡村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正面临现代性困境。 在此背景下，以西南某省D县G镇Y村“村干部直播间”为代表的创新实践，为破解乡村数字化转型的深层矛盾提供了重要观察窗口。该直播间自2024年4月运营以来，通过制度化设计与符号化展演，创造了日均超3000单的销售记录，呈现出经济增收、文化展演、关系重构的三重效应：村干部以“数字经纪人”身份重塑治理权威，村民通过参与内容生产实现主体性回归，城市消费者则在虚拟在场中完成对乡土文化的仪式化认同。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传播实践，正在编织一张连接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新型关系网络。 既有研究对农村电商的技术赋能效应已形成共识，但多囿于功能主义范式，将数字技术简化为信息传递工具，忽视了其作为社会关系编织网络的文化属性。[3]此外，在理论层面，乡村共同体研究长期聚焦实体空间，[4]对数字时代“流动性共同体”的建构机制缺乏阐释；在实践维度，现有文献未能揭示媒介化进程中农民主体性激活的具体路径。 基于此，本研究以西南某省Y村的“村干部直播间”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为一种新型的乡村公共领域，试图遵循“协同传播—情感共筑—共同体再生”的基本框架分析这一数字时代乡村传播的典型样本，进而从协同传播及互动仪式的视角，探讨其如何通过直播这一媒介化实践重构乡村社会关系。 二 文献综述 (一)乡村治理媒介化的技术迷思与主体性突围 不同媒介形态具有不同媒介技术属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占据着相应的主导地位。在大众媒介兴起的时代，有关媒介与乡村治理的研究聚焦于以广播与电视为主要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形成了一种“信息本位”的研究视角。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兴起，以互联网为技术底座，以移动智能手机、计算机等媒介物理设备为终端，以各种软件应用为操作界面的新媒介进入乡村社会，乡村的媒介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在此现实下，学者们逐渐将目光转向新媒介与乡村治理。[5]既有研究认为，微博、微信、短视频等社会化媒体以及县级融媒体等，由于其技术特性，在乡村治理中各主体扮演信息沟通者、公共服务者的角色。[6，7]然而，相关研究过于强调媒介作为治理工具在提升乡村治理效率与改善乡村治理效果方面的作用，将媒介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认为是媒介技术在乡村社会的物质性嫁接，而遮蔽了本土行动者的主动性及其本土化实践。 在众多媒介形态中，移动直播平台快速崛起，乡村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乡村直播引发了学界关于媒介赋权、数字劳动等多维度的探讨。就乡村直播的模式而言，学者总结出行政、市场、自发三种主要模式。[8]其中行政模式指的是由基层政府引导或参与的乡村电商直播模式。有学者指出，基层干部参与直播，是在宏观制度环境下，通过合理运用新媒介技术而进行的基层治理创新，内含市场和政治的双重诉求。[9]然而，现有的乡村直播、助农直播研究依然有着技术决定论的局限，较多地关注直播数据及其影响因素，将参与直播的主体视为简单的生产要素，遮蔽了其中的主体性行动以及文化协商等意义，缺乏对制度化主体(如村干部)在组织层面媒介实践的考察，而这正是本研究要突破的地方。 (二)协同传播的乡村实践 协同传播作为多元主体参与的信息交互模式，近年来在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以及国际传播领域被学者广泛探讨，这些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协同传播的概念、形式、效果以及机制构建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脉络。学者韦路等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将“协同传播”定义为一种通过多方协调与合作，系统性地生产、分享和传播信息，以实现整体效果最大化的传播模式。他们认为，协同传播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多方协作，协同传播与其他传播模式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二是系统运行，各主体之间要资源共享、分工合作，为了共同的目标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而不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三是整体高效，协同传播的整体效果不同于单一传播效果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聚合式的升维放大。[10] 村干部直播间作为数字时代乡村治理的创新性机制，本质上是基层政府、市场组织、村民群体等多元行动主体，依托政策资源、技术资本与乡土知识的协同作用，在乡村社会固有的权力网络与地方性文化的规约下，通过媒介化治理实践实现三重结构性变革：一是激活乡村经济价值创造链条，二是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三是再造乡土文化认同体系。基于上述协同传播的鲜明特征，本文将“村干部直播间”协同传播的维度延伸为“资源—关系—意义/文化”：资源层主要考察物质(农产品)与符号(乡土文化)的双重流通；关系层主要关注体制代理人(村委会)与“数字他者”(消费者)的再平衡；意义/文化层探讨城市(作为代表的消费者)与乡土社会间的文化调适与意义协商，以此呈现村干部、村民、消费者、平台的异质行动者的协同传播行为。 (三)共同体理论的数字重构：从共同体理论到互动仪式链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