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风险”这一概念最初与现代性密切关联，强调“现代性进程制造了一场猝不及防的潜在危害，由此带来一种全球性的不确定状态”[1]。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将风险视为现代性的重要“后果”之一，认为“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风险社会已成为人类难以规避的境遇。在媒介塑造的拟态空间中，人类又何尝不是生活在另一个文明的“火山口”上。新闻媒体作为风险第二策源地，通过建构风险议题，将风险事件纳入公共讨论空间，具有转嫁现实风险危机、生成次生风险话语、调节风险认知阈值的可能性。然而，我们一直执着于思索媒体应该如何建构议题帮助人类预警客观存在的风险，试图将修辞视为描述风险现实的编码手段，却忽视了修辞术也参与了风险的生产与传播，甚至从未追问过修辞在传播中建构的“风险现实”到底是什么。其过程性的生成机理一直处于“黑箱”之中，需从本体论视角探究风险的本质属性，即“风险本体”，这要求我们打破“修辞工具论”所秉持的功能主义范式，不再追问“媒体如何使用修辞建构风险”，而是探究“修辞力量如何生成作为认知图景的风险本体”。 (一)寻找认识论的中介地带，重新界定风险本体 社会科学关于“风险”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实在论和建构论。风险实在论者把风险定义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对风险的认识应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价值问题，其研究指向人们应该如何测量并作出反应[3]。那些从事风险评估、管理、规制和回避的人大多是把风险作为一种客观的事实来看待，但是它并不能让我们理解风险是如何被集体确认、选择、定义，以及集体会以何种方案来处理[4]。实在论的缺陷就在于无法确证物质状况之外的那些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与暧昧[5]。 风险建构论者强调风险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对于风险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各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过程而被建构起来的[3]。Douglas认为，风险只是一个集体建构物。[6]拉普顿界定了强建构论和弱建构论。[7]但是即便是激进的强建构论者，也并不否认风险事实的客观真实性，而是将风险上升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事实，尝试从诸如社会制度、文化情境、利益博弈等社会性因素来寻求对风险的合法性解释[8]。汉尼根在社会学的环境分析中指出“为什么一些环境问题早就存在，但只是到了特定时候才引起广泛注意？”他集中分析了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然而，原始建构论的缺陷就在于对风险的研究极易陷入主观主义，忽略风险发生的客观环境。 此后诸多学者致力于打破实在论和建构论二元对立的立场，尝试寻找二者的中介地带。瓦尔纳提出“建构的实在论”[9]，认为建构是理解实在的重要方式。贝克将自己的风险社会理论也视为“建构论实在论”，“转向关于风险的公共讨论的社会建构模式，同时又不会失去风险本身的真实”[10]。Adam等指出风险的“建构本性”，认为有必要将风险建构理解为一种生产出特定不确定性的实践，且这些不确定性会随着意义的赋予被生产出来[11]。潘斌等提出“实践生成论”，认为社会生活的实践本性直接决定和塑造了风险的实践性，在实践活动的发展与变迁中风险不断得以生成和凸显[12]。李潇昂等提出“风险概念理论连续统一体”，将风险理解为从激进实在论、温和实在论、温和建构论到激进建构论连续的变化分布，对风险的认识要经历观念的递进演变，不能仅根据风险描述来定义风险[13]。因此，对风险认识论的研究进展促使我们对风险本体论进行重新思考，这有助于弥补前人未能从本体论视角看待风险“社会问题”的缺憾。 本体主义强调事物的存在方式，在“建构论—实在论”的认知预设下，风险本体是一种动态性的“风险状态”，在社会认知场域中，它是经由媒体话语实践动态而生成的一种“集体性实在”，即“集体性认知状态”，体现了从具体物理空间向抽象传播空间的转化过程。它根植于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并非纯粹的“社会建构的主观产物”。具体而言，“风险本体”强调风险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如何脱离源发性的物理空间，在传播场域中不断生成新的风险状态，经由特定的话语实践被建构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从而被纳入公共讨论空间，这包括风险如何被定义、描述、解释，并最终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社会事实。庞祯敬等认为“风险”作为一种过程性的存在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社会建构的过程机理为“风险生成—风险修辞—风险认知”，风险状态逐渐“外化—客观化—社会化”[14]。因此，将风险生成的本质从遮蔽的描述现象中揭示出来，还需进一步探究风险本体的生成过程。 (二)“传播修辞学”的适用性问题 “传播学的‘身体’里一直流淌着其他学科的血液，修辞学是其中最古老的学术传统”[15]。传统修辞学诞生于古希腊时期，而后经历了新修辞学的蜕变，从利用语言符号进行有意识的“劝服”到形成一种无意识的“认同”[16]。在这一过程中，修辞学一直是以修辞术的形式进入传播问题的研究场域，打开了修辞传播学的研究大门，但回应的依然是传播实践问题。Bryant于1953年发表的论文中较早地将修辞学引入传播场景中，探讨了广告和宣传的修辞技术问题[17]。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从共情修辞、视觉修辞、公共修辞等角度出发研究传播策略。总体而言，早期传播学与修辞学的相遇集中于工具层面，在传播学的研究视域内嵌入修辞方法的运用，形成“修辞传播”的类型研究，回答了传播中如何使用修辞可以达到最佳效果的问题。因此，并未跳出传播学的效果研究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