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视角的再超越:试论当代传播生态的机器间关系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阳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陈凯宁,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原文出处:
当代传播

内容提要:

在新闻与传播学长期关注的关系范畴中,研究重心已由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国际关系逐步扩展至人机关系。然而,随着传播生态中自动化与算法系统的高度嵌入,机器间的协同、竞争与反馈机制,正逐渐成为构成传播实践和意义生产的重要维度。本文提出应将“机器间关系”视为传播学研究中的新兴问题域,强调从操作互依、物理共存、价值编码、时间演化等层面,建构对机器间关系的认识谱系;通过引入计算机科学、科学社会学、机器伦理与复杂系统理论的跨学科资源,试图拓展传播学对非人行为体间互动的理论解释力。在方法论上,主张从机器的分类与定型入手,以多元路径支撑经验研究的展开。本文旨在推动传播学超越类人思维的惯性框架,从而发展一种能够回应技术现实与未来社会组织逻辑的关系分析视角,深入洞察机器间关系对人类社会互动模式、传播权力格局以及公共舆论生态之影响。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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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之问,因菲利普·K.迪克的小说及其改编的电影在全球范围的成功而广泛传播。原作虽仍在探讨人类与类人机器之间的情感与伦理边界,但其标题隐含着另一重要视角:类人机器是否会与“电子羊”等较低阶的技术体在精神或算法上建立关联?换言之,在人类缺席的情境中,机器之间能否自然联结、生成意义?这些引导我们进入一幅更幽微的图景:一个由机器与机器之间的联结构成的新型经验维度。

  事实上,机器间关系已深度嵌入新闻传播实践:从内容生成模型与推荐系统的协作,到热搜算法与舆情监测工具的配合,不同技术系统正在数据流与模型迭代中彼此学习、协同、竞争,形成高度耦合的技术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信息不再仅由人类生成与接受,而是在机器之间先行被“理解”、处理与筛选。可以说,信息的意义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已由机器系统共同“决定”。这不仅改变了传播的路径,对传播意义的生成机制亦形成挑战——在深度自动化的生态中,意义是否已部分游离于人类意志与感知之外?机器间的互动是否正在建构一个无需人类介入即可运作的意义系统?如果说“仿生人梦见电子羊”是一种修辞隐喻,那么当下的信息传播现实,或已构成其实践层面的回应——机器之间不仅彼此“梦见”,更通过联结对今天的传播活动赋义。在这样的现实中,机器间的关系应被纳入传播研究的视野,作为理解当代媒介环境中非人主体互动的重要入口。

  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传播学的关系视角,融合跨学科理论资源与传播实践样态,讨论新闻传播学为何以及如何研究机器间的关系。同时,本文亦反思:将研究重心从“人-机”转向“机-机”,是否会冲击学科赖以立足的人文主义传统,进而引发研究范式的观念危机?

  一、关系何来?机器间关系的研究缘起与理论适切

  (一)为何关注技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动因

  在展开对机器间关系的探讨之前,一个问题势在必答——机器与技术是否应成为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关注对象?回应这一问题并非仅出于当前研究的需要,更源于学科内长期存在的焦虑与反思:新闻传播学似乎总在追逐技术浪潮的前沿,将新兴技术、平台和机器作为重要议程。然而,作为深植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传统的学科,它似乎缺乏足够的理论资源与知识基础去理解技术系统的运行逻辑①,且过分关注、讨论可能会偏离学科对意义生产、社会关系与现实生活的基本关怀。②

  此前,陈昌凤、邓建国分别从技术变革与新闻传播事业的关联之深、新闻传播学面向公众解析技术的应有之义等方面,为“为何研究技术”提供了回答。③④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作为人类活动、学科建制、本土事业的新闻与传播出发,补充论述技术、机器研究之必要。

  首先,作为一项人类活动,新闻与传播本身即有较强的技巧性和策略性。即便是面对面交流、新闻的口口相传,也常常伴随手段的选择与方式的调整。在数字环境下,小到个体间的信息传收活动,大到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交互与博弈,均有“善假于物”的趋势,即依托技术与机器实现;新闻传播实践在其技巧性、策略性上正不断通往“术化”(方法标准化、规范化)与“器化”(工具自动化、精细化),这要求我们关注那些为传播行为提供结构和动力的技术基础。

  其次,作为一门建制性学科,新闻与传播发轫于技术变迁之中。20世纪初,机器大生产与通信技术的进步推动了全球新闻事业的兴起,并促成新闻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制度化。⑤加之传播学至少拥有六十余年的技术主义研究传统⑥,这说明机器与技术并非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异物”,而是构成其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学理发展的重要资源。持续关注技术,也是延续学科解释力与生命力的路径之一。

  最后,作为一项本土事业,新闻与传播在我国承担着相对独特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宣传与组织、桥梁与纽带、舆论引导、服务大局等多重功能。⑦这些功能的实现既依赖技术赋能,如扩大覆盖、提升效能,也可能因技术的不确定性而受到干扰,进而影响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与公信力。因此,理解技术如何形塑新闻与传播实践,也是对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本土使命、价值的守望。

  综上,虽然我们承认前文所提及的反思、担忧有其现实基础,但这种担忧不应成为回避、排斥技术研究的理由。学界更应考虑如何完善面向技术的认识进路与研究体系,如何在理解与回应技术现实的同时,坚持其一贯的人文社会关怀。

  (二)“关系”视角:技术/机器研究的新视角

  面对技术与机器的崛起,新闻传播学如何切入并提出既符合学科传统又回应现实议题的研究视角?“关系”视角提供了一个具有学科合法性的理论路径。

  分而视之,在传播学领域,国内学者早已指出传播的本质在于关系的建构与传播主体间的互动,并据此划分出社会、文化、人际三个层面的传播关系,分别对应社会角色、价值观与情感等维度。⑧在新闻学方面,近年来“关系”视角也日益受到重视,如国内学者的“普遍中介”说⑨、国外学者的“关系性社会实践(Relational Social Practice)”分析框架⑩,均强调将新闻理解为关系的产物与表达。也有研究者将新闻传播及其产业归纳为两个关系层面:一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互动,二是新闻传播系统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关联(11),这基本勾勒了以关系为核心的学科研究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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