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师人工智能伦理的时代逻辑、要素框架与培育路径

作  者:

作者简介:
韩燕霞(1981- ),女,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福州 350000)。

原文出处:
职业技术教育

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高职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数据泄露、算法偏见等伦理风险。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5个国际文件的比较分析发现,透明度、公平性、隐私保护是高职教师AI伦理素养的基本维度。因此,中国特色高职教师AI伦理素养框架既要立足中国特色,又要对齐国际规范,建构伦理原则应用、教育公平促进、数据隐私保护等六大维度素养框架。为提升中国高职教师的AI伦理素养水平,未来中国高职院校要以中国特色高职教师AI伦理素养框架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开发高职教师AI伦理课程体系、建设产教融合实践平台、完善多元保障机制,进而有效提升高职教师的AI伦理素养。


期刊代号:G53
分类名称:职业技术教育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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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AI)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技术增长点。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建设云端学校,并建立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的教育评价与科学决策制度[1]。2025年7月3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组织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的通知》提出,“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创新应用为牵引,扩大优质资源和服务供给,开辟教师发展新赛道、塑造教师发展新优势,打造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坚强支撑”。高等职业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板块,担负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使命。截至2024年5月,85%的A类高职院校已建成人工智能实验室,超过60%的高职院校通过AI技术构建智能教学系统[2]。然而,AI技术的应用也伴随着数据泄露、算法偏见等伦理风险[3]。因此,如何确保AI技术的健康发展,实现技术向善,成为教育治理关注的焦点问题[4]。2022年11月,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件》要求研发主体加强对人工智能研发活动的自我约束,将伦理道德融入研发过程各环节[5]。事实上,AI时代高职教师的角色、任务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高职教师不仅要“能用”AI技术,具备基础性的AI技术素养,还要“会用”和“善用”AI技术,具备高水平的AI伦理素养,以应对技术变革的挑战。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教师AI伦理素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多在讨论AI伦理的基本原则[6]、治理机制与挑战[7]、价值对齐路径[8]等问题,缺少对高职教师AI伦理素养内容和发展路径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从技术伦理、机器道德和价值对齐的理论演化出发,分析国际通用AI伦理素养框架出台的时代逻辑、要素结构,结合高职教师的教育工作实践与5个国际通用框架的伦理要素,建构中国特色高职教师AI伦理框架,为培育高职教师的AI伦理提供对策建议。

  一、国际通用AI伦理素养框架的比较与反思

  人工智能已经在全球得到了普遍使用,AI伦理已经成为各行各业人员必备的基础素养之一[9]。但是,究竟要培育和发展哪些AI伦理素养却没有统一的规定。目前世界上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出台了AI伦理素养框架。

  (一)国际通用AI伦理素养框架的理念与目标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AI伦理素养框架分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21年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10]、欧盟(European Union)2019年发布的《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11]、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2019年发布的《AI原则》[12]、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IEEE)2019年发布的《伦理对齐设计》[13]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2023年发布的《AI风险管理框架》[14]。这5个文件的出台有着“和而不同”的核心理念。一方面,5个文件有着相同的出台逻辑。一是从“技术至上”到“以人为本”的伦理转型。5个文件都坚信在与AI技术共存的时代,必须确保AI技术服务于人类,必须保障人的尊严、权利和自主性。二是构建可信赖的技术环境,实现有效引导。5个文件都不是强制性约束,而是以非官方组织的形式明确AI的使用规范,为多元AI技术利益相关者提供清晰的行为准则和最佳实践,降低创新的不确定性。三是预防与治理相结合,杜绝AI伦理风险发生。5个文件共同强调“伦理先行”和“通过设计保障伦理”(Ethics by Design),建立可审计、可问责的治理机制,以控制风险,防止技术滥用和对社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另一方面,5个文件又有着各不相同的差异化目标。其中,UNESCO出台的《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践行全球普惠与多元包容原则,关注人权中心与文化多样性,特别是关注AI对发展中国家环境、文化多样性的影响,追求“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全球福祉。欧盟则是区域政治经济实体,其出台的《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是为了塑造区域乃至全球性的数字规则,进而实现自身权利保障,推动欧洲价值观转化为全球AI标准,捍卫其数字主权。OECD发布的《AI原则》,是首个政府间达成的AI原则,旨在为38个市场经济体成员国提供政策共识基础,促进国际协作。IEEE出台的《伦理对齐设计》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视角,为A/IS的设计提供可操作的伦理蓝图,是行业自下而上的自我规范。NIST发布的《AI风险管理框架》主要是为了响应美国国家战略,提供非强制性的、实用的工具和标准,帮助一定的企业具体管理和降低AI风险。

  (二)国际通用AI伦理素养框架的内容比较

  虽然5个文件的理念与目标“和而不同”,但因为5个组织都是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重要国际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对AI伦理素养的设计与规制可以为高职教师AI伦理素养框架建构提供参考。5个文件的AI伦理素养框架内容见表1。

  

  通过分析发现,5个文件在AI伦理素养的规范上有三个“最大公约数”。首先,伦理规则一致。尽管表述和优先级略有不同,但五个文件都普遍认同以下四个基本原则:一是透明度(Transparency)与可解释性(Explainability),要求AI系统的决策过程尽可能开放、可理解;二是公平性(Fairness)与无歧视(Non-discrimination),致力于消除偏见,确保AI系统不会对特定群体产生不公平的结果;三是责任与问责(Accountability),要求建立清晰的责任链条,确保有人对AI系统的行为及其影响负责;四是安全、稳健与隐私(Safety,Robustness & Privacy),确保AI系统安全可靠,能抵御攻击和错误,并充分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其次,方法论高度相似。5个文件都强调生命周期治理与风险评估。因为伦理不应是事后补救,而应贯穿于AI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必须对AI技术进行风险评估和影响评估,以识别、量化和缓解潜在危害。最后,实践路向多元协同。5个文件都认为构建可信的AI需要政府、企业、学术界、公民社会和个人等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和协作,而非仅靠任何单一群体。这一“最大公约数”是所有国家和组织研制AI伦理素养框架都要坚守的基本原则。

  (三)国际通用AI伦理素养框架的批判性反思

  近年来,国际通用AI伦理素养框架逐渐形成,并演化出显著的外在特征。第一,具有多方覆盖性。当前的国际通用AI伦理素养框架主要有透明度、公正性、隐私、安全、职责、人类监督和可持续发展,这七个方面贯穿于开发和应用等不同维度。第二,具有动态响应性。在人工智能技术急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通用AI伦理素养框架强调具有动态性。第三,具有全球合作与本地化政策特征。国际通用AI伦理素养框架强调多文化交流、互鉴以及本地化政策设计。第四,具有协同发展的“技术—伦理—法律”协同性特征。国际通用AI伦理素养框架包括技术层面的应用,法律层面、伦理层面的协同发展,并通过法律和伦理,限制和规范在应用人工智能过程中的行为,确保开发和应用符合人类利益的伦理准则。因此,国际通用AI伦理素养框架也有独特的优势:第一,系统性治理。国际通用框架形成了系统性治理路线图。OECD的“包容性增长”原则以及NIST的风险管理框架,为企业/机构提供了易操作的落地方案,系统性治理可降低技术滥用和伦理风险。第二,以伦理对齐设计促进技术向善,减少算法偏见、提升技术的社会认可度。技术向善可保证AI发展符合人类价值观。第三,具有全球化的共识基础。UNESCO推动的伦理原则为跨国协作提供了范本标准。具有全球化的共识基础,有利于各国开展协作与交流,驱动人工智能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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